修复VS地产动力
9月24日傍晚，记者来到武汉汉阳赫山原武汉市农药厂地块。工地现场，两台挖掘机正在开工挖土，数十辆装载着受污染土壤的卡车停在一旁，等待将其运走，进行焚烧处理。部分地块上覆盖有塑料薄膜，现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此举是为防止土壤中的异味溢出。
据施工现场工人员透露，正在治理的土壤中主要含有六六六和DDT等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的化学成分，且受污染的土层大多较深。因此，施工进度缓慢，何时完工不便透露。
2007年2月，这里还是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的商品房建设工地，因工人陆续出现严重中毒反应，施工方意识到“此地有毒”，紧急停工。
3年后，三江地产将此地退还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并获赔1.2亿元。地方政府耗资2.32亿元，于2011年5月启动修复工程。
同年，武汉市获“国家康居示范工程”的经适房小区长江明珠，被媒体爆出地块为长江化工厂旧址，建房前未经过环评。这一事件最后以官方验收合格的回应结束。
当时，中国地质大学环境评价研究所所长程胜高表示，场地内污染土壤经过隔离封存后，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该研究所正是武汉市的“污染场地土壤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建方之一。记者前往中国地质大学联系程胜高，对方均因一直较忙，未能接受采访。
毒土地和房地产的微妙关系，武汉展示了冰山一角。
毒土地在建房过程中或者交房后被发现，伤害了开发商和业主的感情，但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毒地扔是地产商追逐的热点，以上提及的广州氮肥厂、原南方钢铁厂等地块，修复后都被建成经济适用房，更多修复后的土地，建起了商品房。
同时，地产开发也是目前毒地修复的原动力。
“修复后的毒地，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你不盖房子，谁来修复？都做公园，费用谁来出？”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高胜达说，治理资金困境，决定了现阶段毒地的用途。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涂书新说，现在技术问题都可以解决，资金很关键。按照国际通行的“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在国内少有实践。以武汉染料场和赫山地块为例，污染企业都为早年的国企，都已破产，烂摊子只能政府埋单。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2008年接受专访时提出，要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土壤污染防治。湖北省环保厅污染防治处的一位处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一方面争取中央财政扶持，一边争取投资方参与治理，治理并受益。
“显然，目前房地产开发，最能受益。”高胜达说，“有地产开发价值，才会开发，对整个工业用地污染的治理来说，没有持续性。”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分院研究副总监李国政也表示，用治理后的污染场地，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广”，会比较抢手。最主要还是看地价收益，地产商拿媒体关注度很高的毒土地，是冒很大的风险的，武汉现在发现的毒土地，肯定没有地产商敢要，当然目前被公众知道的土地主要是赫山地块、武汉市染料厂地块和长江明珠经适房所在的地块。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前所长万洪富告诉记者，此前某地政府将地块打包出让的某有毒地块，对方修复花了6亿，实际卖了8亿，其中盈利空间还是很大的。
污染场地在政府监管下修复后出让，跟直接打包出让相比，高胜达更赞成前者，他认为，对现阶段已经倒闭的污染企业，政府部门应该主导修复后，再出让。“毕竟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且修复行业验收标准也欠缺。”高胜达表示担忧。
他认为，在目前中国污染场地数量多面积大，且修复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建立污染土地风险评估等级系统，确立场地修复优先次序，并根据场地用途，确定治理目标。
高胜达将中国的场地污染的治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7年到2012年，主要靠房地产带动污染场地修复；从今年开始到2020年，是房地产带动和政府监管双轨阶段， 确立发布土壤防治法，并理清开发和修复的关系，降低他们的相关程度。二者有联系，但绝不是现在的这种状态；2020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场地污染治理顺利过渡到谁污染谁治理阶段，治理经费由污染企业依法缴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