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之争

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口粮，容不得半点闪失。

争议再起

近期，“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一番言论再次把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话题拉回到公众的视野。

　　5月27日，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袁隆平表示：“我不反对任何科学研究和实验，转基因技术的某些价值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我的团队已介入借鉴转基因技术的某些研究。比如，我的学生与康奈尔大学合作，已经在野生稻里面发现两个增产基因。”

　　而针对“你是否赞同当前在中国大规模推广转基因水稻种植？”这一问题，袁隆平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5月28日，方舟子在其博客上对此进行了反驳：“转基因技术在本质上和杂交技术并无区别，只是更为精确，更能预知、监控其结果，现在准备商业化的转基因水稻是抗虫害水稻和提高营养素含量的金大米。”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质疑，“请问袁隆平它们如何可能在未来几代后才显现出对人类的危害？莫非袁隆平也和那些造谣惑众的伪环保人士一样，把转基因当成是改变人的基因？”

　　一个是中国杂交水稻领域的行业泰斗，一个是号称打假揭黑、崇尚科学的民间斗士，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问题上，他们孰是孰非？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之路究竟何去何从？

　　转基因完败棉铃虫

　　自转基因技术出现的那一天起，围绕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本世纪初，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仍未得到完全确认的时候，就有一些专家提出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大胆想法，而政府方面也倾向于用积极开放的态度去面对。这是因为，政府和专家从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中看到了巨大的成功，农民也因为转基因棉花获得了真正的实惠。

　　20世纪90年代中期，河北高碑店市北城办事处南辛庄村，一位名叫祖茂堂的普通农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创造了历史。

　　祖茂堂1982年开始种植棉花，直到1997年，一直种植的都是普通棉。1992年前后，一场大规模的棉铃虫病虫危害悄悄袭来：原本在棉花种植期间只需要喷洒农药1〜3次就能控制得住的棉铃虫，这时喷洒20余次后依然猖獗如故，棉农们一度“谈虫色变”。

　　为了消灭棉铃虫，祖茂堂和妻子不得不冒着农药中毒的危险，长时间、超剂量，一遍遍地下田喷施农药。据他后来回忆，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花10来个小时在田里喷洒杀虫农药，每亩地至少需要喷洒13〜15次共约2000毫升的农药。

　　即便如此，也很难对付生命力极其顽强、对绝大多数农药产生了抗药性的棉铃虫，有人将棉铃虫放到农药原液里，这些小虫居然还能游来游去。更严重的是，一些棉农为了彻底杀死棉铃虫而使用一种剧毒农药，害虫虽然被杀死了，打药的农民也可能因此而中毒的悲剧不时发生。

　　据统计，棉铃虫给国家和棉农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超过100亿元，农民因防治棉铃虫中毒人数高达24万人次。

　　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祖茂堂都唏嘘不已，他辛苦劳作一年，最后的收成不过是每亩田30〜50斤棉花。所有的收入，几乎不能维持他们全家四口的生活。

　　改变这一切的，正是转基因技术。

　　当祖茂堂和棉农们与棉铃虫作一次次艰苦斗争的同时，“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教授也在实验室里刻苦攻关，研究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1997年，郭三堆研究的Bt转基因棉花被批准种植。

　　转基因抗虫棉，就是将苏云金芽胞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通常缩写为Bt）中的一个基因添加到普通棉花的基因组中，这个基因会在作物体内表达一种毒素，能杀死鳞翅目昆虫的幼虫。鳞翅目害虫是很大的一个昆虫种类，包括棉铃虫和水稻螟。科学家已经证明这种转基因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无害。

　　祖茂堂从1997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了转基因抗虫棉，棉铃虫一吃就死，祖茂堂和其他棉农们几乎不用再喷洒农药了，棉花产量还高。随着不断扩大种植面积，2006年祖茂堂的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264亩，这些棉花可以每年给他带来约10万元的纯收入。

　　在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推广地区，类似祖茂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数以亿计的棉农获得实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和消费国，到2006年，中国转基因抗虫棉种植面积已达4000万公顷，占棉田总面积的75%。抗虫棉的种植有效地控制了棉铃虫危害，农药用量减少60%〜80%，每年节约化学农药用量2000万〜3000万公斤，农药中毒事件降低了70%〜80%；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每亩还可增产皮棉7公斤，增收节支约120元，创造社会经济效益总计达200多亿元。

　　转基因棉花推广种植的经济效益分析研究表明，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和消费者可从中分别获得65%和32%的利益，转基因棉花种子企业获利2%，技术研发部门获得1%的利益。

　　由于在中国种植转基因棉花获得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能大大减少农药使用和降低环境污染，转基因专家们把目光进一步投向了转基因水稻商业种植上，分析其对整个经济与贸易的长期影响。

　　专家估计，如果转基因水稻也投入商业化种植，每年将能为中国带来巨额收益。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教授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数量化分析，他说，如果中国90%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将为社会每年创造37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福利。

　　不过，长期看来，转基因棉花的效果似乎并非如专家估计得那么乐观。2006年，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美国《科学》杂志2008年9月19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吴孔明等研究人员有关转基因棉的一项科研成果。吴孔明在肯定转基因棉重大作用的同时指出：“每种技术的作用都是相对的，Bt棉同时也会杀死一些蛾或蝴蝶的幼虫，而且不喷洒农药后，棉花的大天敌棉铃虫没有了，但会滋生象盲椿蟓这种小天敌。”

　　祖茂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时候也遇到了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随着棉铃虫的减少，其他虫害开始发作，特别是盲椿蟓。祖茂堂说，“许多乡亲在初次经历盲椿蟓发作时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们已经相信，抗虫棉就是无虫棉。”

　　面对全新的生物技术领域，总有说不尽的未知之数。新技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创造了意料之外的新问题。转基因水稻的“潘多拉魔盒”，我们敢打开吗？

　　尽管有这些挫折，祖茂堂对转基因作物还是充满了信心。他说，“也许有一天科学家会发现一种对付盲椿蟓的基因。”

　　非法种植事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求助于杂交水稻来解决中国人的口粮问题。这些杂交稻通过近缘种水稻杂交而得，保留了亲本植株的优良性状。中国自1974年成功培植杂交稻以来，水稻的产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水稻产量从1975年的每公顷3.5吨提高到了2000年的6.2吨。

　　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水稻产量开始停滞不前，而人口却在继续增长，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将超过16亿，到那时，粮食将成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有专家断言，“杂交稻是一条死胡同，必须另辟蹊径。”

　　转基因水稻被认为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必由之路”。

　　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有大量的研发资源集中投入在转基因水稻上，仅2004年的投入就超过了5亿元人民币。

　　转基因水稻就是用转基因技术把水稻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等。比如，以谷物为食的螟蛾科害虫危害着中国75%的水稻，每年导致的损失高达10亿美元，转基因抗虫水稻就能分泌一种特殊的毒素杀死它们，挽回巨额损失。

　　2004年，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组成的“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咨询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对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特别提出“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2004年11月底，农业部召集有关专家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有“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的股票突然涨停。当时，投资者一致相信转基因水稻商业种植有望获得批准。

　　当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也曾乐观地预测：“批准极为可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

　　然而该会议仅仅过了8天，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转基因稻米：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不仅披露了秘密会议的内容，还指称那些推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学家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

　　该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转基因水稻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基因产物中会不会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有何种影响？商业化种植所得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该组织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此后，绿色和平于2005年2月到2005年4月间，先后4次到湖北省进行实地深入调查，并于4月13日公布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该报告披露，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已经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大米已经污染了湖北的大米市场，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市场；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凤凰周刊》随后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并披露了更多的内幕：“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有意或者无意地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虽然农业部对绿色和平的检测过程和方法提出了质疑，湖北省农业厅开始也否认了转基因污染的存在，但随着绿色和平当年6月和8月的两份追踪调查报告的发布，这一事件最终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据绿色和平组织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种植了1900当〜2400亩“非法转基因水稻”，按农民所说的亩产千斤计算，约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常规大米，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

　　此报告如重磅炸弹，国内外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因为转基因稻米的混入到中国和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贸易中，欧盟和日本都对中国出口大米加强了检测。国家环保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说：“这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给农业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之下，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对种子公司进行了处罚，并发出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

　　有专家分析指出，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以及欧洲市场对转基因产品强烈的质疑态度最终导致了政府在转基因政策上趋于“保守”，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也被搁置。时至今日，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

　　谁将掌控话语权

　　2009年4月28日，绿色和平来到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在北京的办公室，打出横幅：“孟山都：不要插手中国粮食！”这一抗议事件立刻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对本刊记者说，这次公开行动是要求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公司：立刻停止觊觎中国的粮食主权！“我们一直试图与孟山都、杜邦等国外公司进行对话，但他们一直拒绝理会我们。那我们只好上门去了。”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方立锋说，请这些公司拿出没有觊觎中国粮食主权的证据来，请他们向公众明晰地公布项目中涉及中国粮食问题的专利细节，以及他们与中国科研机构、科学家和种子公司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

　　由此，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讨论进一步上升到了粮食安全与主权的高度。

　　今年2月25日，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该报告指出，中国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包括抗病水稻、品质改良水稻，以及高产水稻中，均涉及了多项外国专利，这些专利的持有人多为大型的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孟山都、拜耳、杜邦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公司、研究所和大学，包括日本政府，分别掌控者不同转基因方法、关键技术、遗传元件和基因。

　　据了解，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专利保护范围包括基因本身及其使用方法等基本内容。但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专利还保护转基因的植物、种子和后代，甚至派生品。

　　绿色和平警告说，由于几乎所有的标准化技术、方法、元件以及基因都被国外专利权所控制，中国一旦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可能面临丧失国家粮食安全和主权的危险，而农民也将面临着种子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以及法律诉讼的威胁等问题。

　　由此，一向行事低调的孟山都（Monsanto）公司以“粮食主权觊觎者”的不良形象，极不情愿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孟山都创始于1901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该公司从一家普通的化学公司发展成为转基因种子的领先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国际市场份额。

　　为了攫取巨额商业利益，孟山都曾经不择手段，利用所谓的专利权对普通农民进行了赤裸裸的“合法掠夺”，引起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极大反感。

　　法国独立导演玛丽•莫妮克•罗宾曾经拍摄了一部名为《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的纪录片，真实地揭露了孟山都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内幕。

　　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当属孟山都在阿根廷的故事。

　　阿根廷拥有富饶多产的农业生产体系，曾是南美洲农业的成功典范。1996年，孟山都带着转基因大豆和“抗农达”除草剂在阿根廷现身。“抗农达”除草剂可以除掉全部杂草，只有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对其有耐受性。

　　转基因大豆以其高产量、低成本、易种植的优势在阿根廷迅速地推广开来，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种植田地几乎全部被转基因大豆侵占。然而，“抗农达”除草剂在除去杂草的同时，也杀死了附近农民的庄稼，阿根廷的本国种子也会被当成杂草杀死，而该国的技术人员对此无能为力。到2002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已经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

　　当时，农户几乎都是使用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孟山都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向使用了转基因大豆种子的阿根廷农民收取“仿制费”。遭到农民的拒绝和抵制之后，该公司通过与其有业务联系的种子、除草剂、农药销售商向农民施加压力，甚至动用私人侦探对农民进行监督。阿根廷农业部长曾愤怒地称其为“勒索”，但由于转基因大豆的专利权的确在人家手里，最后还是在无奈中妥协，定期向孟山都支付一定额度的“技术赔偿金”。

　　在转基因大豆大举进攻之下，阿根廷农业经济遭受重创。统计显示，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

　　同样的故事在巴西再次上演。孟山都公司就索性买通了巴西官员，将转基因种子从阿根廷偷运到巴西，弄成转基因大豆被大面积种植的既成事实，进而对政府施加压力，轻松地窃取了巴西的粮食主权。

　　而这一次，孟山都把目标对象锁定了中国，它的“武器”不仅有转基因大豆，还有威力更大的转基因水稻。这，不能不让人揪心。

　　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90％，共超过6000多种。同时，大豆也是中国最早食用和种植的五谷之一，栽培历史在4000年以上。如今，转基因大豆在全球范围的生产与加工已经对中国传统的大豆产地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东北原本是全球种植大豆的黄金地带，但自从中国开放转基因大豆和豆制品的进口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2006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减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减少40%左右。最近10多年里，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黑龙江省内有一定规模的68家大豆加工企业几乎全部停产，哈尔滨超市货架已被转基因大豆油占领，非转基因豆油踪迹不见。

　　专家承认，较量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转基因大豆话语权。

　　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口粮，容不得半点闪失。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被批准，谁能保证发生在转基因大豆身上的故事不会在转基因水稻上重演？

　　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林拥军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担心未免有点多余”。

　　他告诉记者，转基因水稻中含有别的国家的专利这是很正常的，中国也有很多自己创新的专利，实际上我们因此而受到威胁的可能性非常小，国家可以通过出台一些政策来规避可能的专利纠纷，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研发者在研发过程中就会充分考虑产品与技术的产权的问题。

　　艰难的抉择

　　当袁隆平冒着大太阳奔走于田间地头，辛苦找来雄性不育株，建立筛选系统，寻求优秀后代时，实行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却可以坐在干净整洁的实验室里，通过“DNA重组”的方法，把来自其他物种的外来基因直接插入农作物的基因组里，制造出抗虫、抗除草剂、或者富有营养的新作物。

　　毫无疑问，转基因生物研究将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的趋势与主流，转基因技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谁也无法抗拒。

　　最近几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以接近10%的年增长率上升，到2008年已经达到1.25亿公顷。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的国家，转基因食品高达4000多种，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商品。其他如阿根廷、加拿大也是转基因农业生产发展迅速的国家。而且，从美国第一批转基因西红柿上市以来，全球至少有10亿人食用过数成千上万种转基因食品，多年来尚未报道过一例食品安全事件。

　　虽然民众对转基因食品仍然怀有警惕，但也许它早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市场调查显示，在我国市场上70%的含有大豆成分的食物中都有转基因成分，像豆油、磷脂、酱油、膨化食品，等等，所以很多民众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和转基因食品有了联系。

　　专家指出，转基因食品并不可怕，转基因食品中含有的抗虫、抗病基因对人体并没有杀伤力。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已经过安全性审查，并通过政府的批准，是安全的。我们早就享受了杂交水稻煮出的饭香，而杂交水稻就是一次性转移了无数个基因，也可以算是转基因植物。

　　转基因水稻可以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农民可以减少投入、提高产量；科研机构与公司可以获取高额利润；消费者可以低价获得多样化的粮食和食品……这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1/4、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诱惑几乎难以抗拒。专家评论，“一旦实施商业种植，其意义不亚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中国是全球最早开发和应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尽管表现出“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但在发展转基因技术方面的意图并没有减弱。

　　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将投入200亿元作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资金支持。水稻是主要发展的作物之一。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转基因作物的研发过程中，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的《生物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2010）》中将生物产业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将其作为一个具有良好竞争前景的战略产业高度重视，其中特别强调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

　　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政府的基本态度：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种植可以，但必须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林拥军特别告诉记者：“我们的转基因水稻在技术上已经成熟了”。他解释说，“成熟”的意思是我们有最核心的专利权，同时我们的技术经过了大量实验的检验。

　　也许，转基因水稻对于中国，已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和在何种条件下“更好地要”的问题。（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本刊记者/赵丽英 袁啸云）
 

安全与否，谁说了算？
 

　　6月1日，新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第一百零一条：乳品、转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管理，适用本法；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有专家评论，这意味着，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以同等的地位被纳入了法律的范畴。

　　而就在5月份，绿色和平对媒体宣称：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超市里国产木瓜的抽样检测结果显示，其样品不仅全是转基因品种，且一部分还含有可能会造成消费者对部分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抗性基因——这些转基因木瓜全是海南果农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种植的！

　　一时间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讨论纷纷见诸报端。

　　在绿色和平组织发表的报告中，称“国产木瓜含有产生抗生素抗性的外源基因，食用这些木瓜，会加重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等等。但很快，北京农业化学博士田不野就站出来批驳：这份报告“不严谨”，只是“学科学家说话学得惟妙惟肖”。“抗生素杀的是菌不是人，因此人不可能产生抗生素抗性。”

　　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绿色和平在湖南省同样发现由实验室流入农田的非法转基因水稻种植事件之后不久，农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对参加国家级审定生产试验的农作物品种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而农业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绿色和平组织的所谓调查未经过农业部的“批准”或授权。言外之意除了对绿色和平指手画脚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外，更深层次的含义是，转基因食品安全究竟谁说了算？

　　转基因食品安全成疑

　　早在l998年，英国阿伯丁罗特研究所的普庇泰教授在电视节目中曾公布他的实验结果：用转基因马丝薯饲养大鼠，引起大鼠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这在当时引起轰动。不过，后来英国皇家学会专门组织了评审，指出这项实验有6条缺陷。

　　1999年5月，《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约翰·罗西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用涂有转基因玉米花粉的叶片喂养君主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但很快有人指出，这项实验没有真正模拟自然界的真实状况。

　　2002年，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纽卡斯尔的研究人员发现转基因食品中的DNA片段可以进入人体肠道中的细菌体内，这似乎证明肠道的菌群会对抗生素产生抗性。

　　英国食品标准协会为此曾做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第一个人体实验——哈里·吉尔伯特等学者给12名健康志愿者和7名手术切除部分结肠的志愿者，吃了含转基因大豆的汉堡包和牛奶冰激淋食品。结果发现：健康者的粪便中没有发现转基因大豆的转基因。

　　但是，在那些切除过结肠的受试者的粪便中，确实发现了3.7%的大豆转基因，这一结果提示：有极小量的细菌摄入了大豆转基因。但这一数据没有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他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转基因的漂移对人有副作用。

　　“就本质而言，转基因生物和常规育种的品种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某些性状进行修饰，或增加新性状、或消除原有不利性状。”

　　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区别在于，常规杂交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而转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因可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人们对可能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能否影响人类健康和生物环境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

　　因为未知，所以畏惧。

　　中科院《科学新闻》曾发表一篇文章，将转基因食物“可能”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总结为三点：转基因作物中的毒素可引起人类急、慢性中毒或产生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作物中的免疫或致敏物质可使人类机体产生变态或过敏反应；转基因产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成分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

　　但事实上，文章也没有提供支持这些结论的有力证据。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也曾发布报告，对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做出两点结论：一是转基因产品在安全性方面的确具有不确定性，对于转其因产品与食品，人类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地对待；二是从目前全世界转基因生物产品科学实验结果来看，还没有证据表明农业生物技术的安全性令人担忧。这可能是人类在此问题上达成的最基本共识。

　　转基因技术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技术因为具有更大的精确性和导向性，甚至比传统杂交技术和青种方法更安全。而且，食品安全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食物。以现行的判定标准来看，从日常食用量和营养成分的有益性考虑，只要有益性大于危险性，即使食用也极少出现问题，就可以认为这样的食物是安全的。实际情况是，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已经十几年，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至少有10亿之多，但至今仍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对人类造成危害的实例。

　　目前，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是：在现有科技条件下，这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

　　安全，没有绝对

　　1993年，经济发展合作组织（OECD）提出了食品安全性分析的原则——实质等同性原则，即生物技术产生的食品及食品成份是否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食品具有实质等同性。评价的内容包括天然有毒物质、营养成份和抗营养因子、过敏原、工艺性状等。简单说，就是从多方面与传统食品比较有没有“实质等同性”。

　　实质等同性原则强调了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目的，不是要了解该食品的绝对安全性，而是评价它与非转基因食品的同类食品比较的相对安全性。

　　OECD认为，考虑到转基因生物的多样性，应采取个案分析原则——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一概而论、而是采用“实质等同”一对一地进行个案分析它们的安全性至少不低于相应的参照食品或不会增加来自食品的风险。即不能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和不是安全的，只能说“某种”转基因食品是不是安全的。

　　今年5月3日，国际生物安全研究学会主席卢宝荣，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张大兵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我国具备检测转基因食品的先进技术，并对转基因食品的进口、销售实行严格监管，转基因食品安全有严格保障。

　　卢宝荣说，我国拥有健全的转基因食品监管法规体系。国务院在2001年5月就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也在2002年3月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与此同时，我国还签署了管理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的国际性法律协议——《生物安全议定书》。

　　“在我国，如果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必须标注清楚。”卢宝荣说，“我国很多食用油产品都在油壶上标注使用转基因大豆，执法部门也经常到超市卖场进行检查。”

　　卢宝荣特别强调说：“转基因产品标志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而是让人们明白消费，就像标注某样食品中含有维生素D一样。国家既然允许有标志，就证明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没有明显差异。”

　　而就“某种”转基因食品而言，张大兵指出，我国已经建立完善的转基因食品评价和管理体系。任何一种转基因产品进行商品化，都必须进行严格的申报、审批，得到相关证书才能进行商品化。“从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例因为转基因导致的重大伤亡事件。”

　　张大兵说：“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欧盟等地区的技术非常接近，转基因食品检测的时间也很快。人们甚至在网上买到试纸，在厨房里就可以检测食品是否属于转基因食品。”

　　消费者的知情权

　　目前我国对五大类17种食品或产品，要求必须进行是否转基因的标注，具体是：一是大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二是玉米种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三是油菜种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四是棉花种子；五是番茄种子、鲜番茄、番茄酱。

　　早在2001年6月6日，国务院公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不得销售未标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其标识应注明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称；有特殊销售范围的还应注明并在指定范围内销售。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主任丁世和在谈到转基因食品的公众权利时指出，起码涉及3个权利——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我觉得，标识制度告诉消费者的是，‘这是转基因食品’，而不是‘小心，这是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主要在于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体现了一种社会进步。”

　　2000年制定的GMO（转基因生物）贸易协定——《卡塔赫纳生物安全协定书》已由62个国家签署通过。《卡塔赫纳生物安全协定书》规定，任何含有GMO的产品都必须粘贴“可能含有GMO”的标签，并且出口商必须事先告知进口商，他们的产品是否含有GMO。

　　“首先是知情，少数媒体在报道时把转基因食品妖魔化了。”丁世和认为。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到底有多少了解呢？据绿色和平组织委托益普索（Ipsos）市场研究咨询公司2007年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一份调查显示，三大城市受访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了解程度都比较有限，仅59%的受访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在这一人群中44%对转基因食品有“初步了解”，仅11%具有“初步了解”以上的认知程度。

　　此次调查还进一步揭示：在认知转基因食品的人群中，受众对于“非转基因食品”的偏好明显，65%的受访者在被问及的所有品类中（包括大豆油、大米，其他植物类食品和动物类食品）明确选择“非转基因食品”。

　　这次调查从一个侧面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低认知程度导致了对非转基因食品的明显偏好。

　　“在知情的前提下选择，国际消联也是这个态度。”丁世和认为，标识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如果企业都不贴，老百姓就很难了解这个问题。当有了这个标识，消费者就会发问，去了解这个东西，慢慢地，这个知识就普及了。而不贴标签，就是一种欺骗和误导市场的行为，是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

　　有统计表明，基因工程研究约8个月就会翻一番，美国财政部部长拉里萨莫斯形象地将之比喻成“人类还戴着尿布就已迈人了青年时期”。

　　这种迅猛的发展速度的确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理解能力，加上各有所图的利益集团有目的的宣传，让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无所适从。

　　“消费者有权知道最真实的情况，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知名律师杨国胜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合同法》都是全国人大颁布的基本法律。根据这3部法律，转基因产品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都应在产品的外包装或产品说明书上进行标注；生产者和销售者及合同一方当事人都有履行告知的法定义务；各销售含转基因成分商品的经营者都必须依法标注，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行政机关对企业转基因标注问题进行各种执法检查。

　　转基因食品安不安全，应该由消费者自己说了算。（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本刊记者/宿希强）
 

专利权属不会威胁粮食安全

——转基因水稻专家林拥军访谈录

　　有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讨论并不是个新鲜的话题。自2008年7月国务院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以来，诸如“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究竟如何”、“是否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等问题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今一年时间过去，转基因水稻的培育和商业化评估进展到何种程度？又出现了什么新的动向和问题？

　　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Bt基因抗虫水稻是首批等待商业化种植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品种之一。《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该项目参与者之一、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的林拥军教授。

　　中国质量万里行：我国已经获得商业化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有哪些，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林拥军：目前，我国已经获政府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食品有西红柿、甜椒和木瓜三种。实际的生产上，由于转基因甜椒缺乏优良品种，并未播种；转基因西红柿全国有几万亩吧。另外，木瓜只批准在广东省进行商业化生产。

　　中国质量万里行：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转基因技术应用在主粮的生产上。你如何评价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

　　林拥军：安全不安全不是我们研发单位说了算，转基因水稻的商品化是要拿安全证书说话。要想获得安全证书，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评估以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委员会等各部门层层严格审批以后，说安全才真正安全。也就是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是有条件下的安全，除了技术因素外，还要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综合安全审查。

　　我肯定不敢说某个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但转基因水稻只要通过国家安全评估就是安全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目前，有关部门对于待审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评估进展如何？

　　林拥军：对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评估过程是很严格的，这表明了政府对民众的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如今，转基因水稻的各项安全性评价已经完成，它还没有被批准并不是因为它是不安全的，而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从1995年起，我们就开始了转基因抗螟虫水稻研究，培育的转基因水稻的抗螟虫效果达到95％以上。1999年，开始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和申报工作，并于2003年完成生产性试验。我们先后进行了转基因稻谷小鼠、大鼠毒理试验、抗营养因子试验、蛋白酶消化试验等各种食用和饲用安全性的评价，没有发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我们应该科学地、不戴有色眼镜地看待转基因技术。就目前来说，转基因技术是常规育种的重要补充，其发展要基于常规育种，而且它不能代替常规育种。其实杂交水稻也是“新的食品”，并没有已知的安全问题，而且转基因方法比起传统的杂交育种有很大的优势，公众能接受杂交水稻，却不容易接受转基因水稻，这是一种偏见。再者，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转基因水稻有很多传统水稻所不具备的优点，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减轻环境污染都是有好处的，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种业产业的竞争能力，增加农民的收入，等等。

　　中国质量万里行：转基因水稻对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多样性造成何种影响？

　　林拥军：首先，人类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比如现代农业生产上单一品种的大规模推广，肯定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其次，生物的基因在遗传和进化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一个高等生物体通常会有数万个基因，而目前的转基因技术一般只对个别基因进行修饰，涉及的基因只占生物体基因的万分之一。理论上说，转基因技术对生物的多样性地影响极其有限。再次，如前面介绍的，转基因生物在商品化前都要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其中包括环境释放风险。因此，只要是转基因水稻通过了安全性评价，那么就是安全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专家认为，种植转基因水稻有很大的风险，在收割、运输、交易时，可能会发生种子溢出的情况，花粉漂移、交叉授粉也都会使得非转基因种子受到基因污染。这种情况能漠视么？譬如说，一些国家中就已经出现了“超级杂草”。

　　林拥军：首先，普通水稻同样会发生花粉漂移和交叉授粉，这与转基因水稻是一样的。转基因水稻的出现种子溢出、花粉飘移和交叉授粉是否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要取决转基因水稻转入基因的性质。因此，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前要对其进行严格安全评价。其次，“超级杂草”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一般只对一类除草剂具有抗性，如果使用其他类别的除草剂一样可以将其杀死。另外，一般的作物都是经过人类长期驯化的，其在自然界的生态适应性、抗逆性、繁殖能力等生物学特性与真正的杂草还有很大的差距。仅仅依靠修改少量的几个基因不大可能成为所谓的“超级杂草”。

　　中国质量万里行：与传统杂交水稻相比，转基因水稻的优势在于抗虫和抗除草剂的侵害。但在我国，这种优势很难被发挥出来。例如，Bt转基因水稻对一些特定的害虫有抵抗作用，但我国的水稻种植大多是精耕细作，很少会产生这些特定的虫害；CpTI转基因水稻的主要作用是抵抗除草剂，但由于除草剂含有致癌物质，在我国被限制使用，因此，这种水稻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

　　林拥军：我国水稻生产的虫害主要靠喷施化学杀虫剂来防治。使用杀虫剂的害处是很明显的，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环境健康。除东北等少数地区外，水稻的虫害是很严重的。即使使用杀虫剂，每年因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大约是10%左右。如果不使用杀虫剂，水稻的产量损失很大，甚至可以颗粒无收。CpTI基因也是抗虫基因，与抗除草剂无关。

　　中国质量万里行：正在等待商业化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其中有些是我国科研院所和国外机构合作完成的。有学者认为，国内科研院所的学者们之所以热衷地推崇转基因水稻，更多的是受到利益的驱使，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课题和经费。

　　林拥军：从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水稻矮杆育种就与国际保持同步，甚至还略微领先；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的杂交稻育种已令外国同行难以复制，这两项突破都促成了我国水稻产量的飞跃…… 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水稻科研水平一直是世界顶尖的。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转基因水稻在技术上已经成熟了。“成熟”的意思是我们有最核心的专利权，同时我们的技术经过了大量实验的检验。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美国，有这样一个情况，孟山都公司在北美雇用私人调查机构，调查那些没有签署种植合同的农田，看他们是否种植了专利品种。一旦发现种植者，就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孟山都在北美一共起诉了大约100名农民。同样的事情在巴西、阿根廷也接连发生，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占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

　　如果我国转基因水稻获批进行商业化种植，那么国外的专利持有人会不会也如法炮制呢？一旦出现此类情况，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就受制于人吗？

　　林拥军：这种担心未免有点多余。转基因水稻中含有别的国家的专利这是很正常的，中国也有很多自己创新的专利，实际上我们因此而受到威胁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专利有地域性和时效性的限制，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一直很谨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研发者在研发过程中就会充分考虑产品的产权的问题。

　　中国质量万里行：正因为我们国家还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国外的公司才没有必要在中国申请转基因水稻的相关专利保护。一旦批准了，跨国公司纷纷申请专利怎么办？

　　林拥军：首先我们自己有自己相关的专利，包括一些核心技术。其次，专利要求有新颖性，申报过的专利是不能重新申报的。再次，国家可以通过出台一些政策来规避可能的专利纠纷，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测算，如果我国推广种植抗虫转基因水稻，一年可为农民增收200亿，意义不会亚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但据媒体报道，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国家应慎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可能在几代人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林拥军：“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可能在几代人之后才能显现出来”，这是明显的主观臆断，因为没有任何的试验结果和科学数据可以证实这个说法。我觉得袁隆平先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最大的可能是媒体曲解了他的意思。到目前为止，任何反对转基因作物的观点都不能提供实质性的科学证据。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预计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会在什么时间批复下来？

　　林拥军：这个不好说。2005年，研发方就已将Bt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环境安全等实验数据报告提交给了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委员会，申请安全证书。我们目前还没有得到批复。可以肯定的是，转基因生物研究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趋势与主流，转基因技术必将造就巨大的新兴产业，市场前景非常大。（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本刊记者/宿希强）
 

商业化种植条件难言成熟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访谈录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 peace）成立于1971年，目前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拥有超过280万名支持者。“行动，带来改变”——绿色和平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积极的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世界和平。

　　绿色和平一直致力于转基因食品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近年来先后发布了《气候变化与中国粮食安全》、《国内消费者与海外市场——转基因水稻面临双重阻力》、《谁是中国粮食的真正主人？》等研究报告，引起了社会民众对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极大关注。

　　6月中旬，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就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有关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的专访。

　　中国质量万里行：最近，坊间传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加快的消息，你怎么看待？

　　方立锋：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气候恶劣、耕地减少等因素，我国的粮食产量增长趋缓，而人口总量仍在不断增加，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出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被认为是可行的办法之一。有关专家宣称已经研究并试验了几个类型的转基因水稻，可以抗虫、抗病，产量也高，他们对其所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大加渲染，以达到尽快商业化种植的目的。

　　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主要研究包括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这次“专项”的通过，让他们兴奋不已。但时至今日，将近过去一年时间，政府对转基因水稻仍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没有任何商业化种植的许可。

　　之所以悬而未决，是因为条件仍不充分。我国政府对于转基因水稻是否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生物安全评价是否完善的态度非常明确。今年年初，绿色和平组织专家对中国最接近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进行了专利方面的调查，发现8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都涉及到多项国外专利，其中很多都是在转基因水稻研发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到的基本方法、技术和元件。

　　而且，一些专家声称的转基因水稻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其实际含义是基因片段等材料可以很容易获得，实验种植也没有什么难度，但不要忘了，这些基因片段是哪里来的？怎么提取的？其中所涉及的国外专利有没有授权？一般而言，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使用国外的专利是没有问题的，一旦商业化，这些专利必须付费。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专家指出，专利权可以通过协商与购买等方式来解决，不应该成为阻止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理由。

　　方立锋：这种观点是让人气愤的。政府花了几百亿纳税人的钱让那么多专家去研究，结果研究出来的成果竟然不是自己的，还要政府再一次地掏钱去买回来。考虑到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未来潜力，若没有重金这些专利决不会卖给你，涉及到那么多项专利，难道要我们再掏个几百亿？我们知道，孟山都、拜耳、杜邦这些跨国公司都是将经营利润的很大比例投入研究开发的，我们是政府巨资投入却没有产出，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如果那些专利还要政府掏钱去买，那就要反过来问问这几百亿的研发投入到底是怎么花的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如果我国已经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绿色和平还会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吗？

　　方立锋：旗帜鲜明地反对。因为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影响至今尚不清楚。比如，有很多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存在负面影响。转基因技术把外来的抗除草剂、抗虫特性引入水稻的同时，也把对健康和环境的近忧远患转移到水稻体内。转基因水稻会通过花粉将基因传播给近亲植物，这会令其他植物也出现转基因水稻(如抗除草剂)的特征，扰乱生态平衡规律。如果抗除草剂的基因传播到杂草，更会出现“超级杂草”，危害粮食生产。害虫长年累月地接触某种毒素，体内自然地会产生抗体，有可能变成不怕杀虫剂的“超级害虫”。强势的转基因生物可能致使自然界原有的品种绝种，破坏生物多样性。另外，转基因改造过的生物可能会对其他生物如蝴蝶、瓢虫等益虫带来危害。

　　中国质量万里行：由于转基因水稻能够抗虫害、抗除草剂、抗病，有专家宣称，这可以增加粮食产量，降低劳作成本，将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有专家估计，国产抗虫转基因棉花种植以来，累计产生效益超过50多亿元，其中农民和消费者分别受益45%，种子公司和技术开发部门受益10%左右。如果转基因水稻也进行商业化种植，又会有怎样的成效？

　　方立锋：需要先强调一下，水稻是我国广大民众的口粮，很多人每日三餐顿顿都有米饭，每人每年消费大米90多公斤，其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这与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不可相提并论。也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国家，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一直持谨慎态度。

　　当然，转基因棉花的种植给转基因水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的确，农民种植Bt转基因棉（抗虫棉）后，由于它能有效对抗棉花的主要害虫——棉铃虫，大幅减少农药的用量，而且产量增加很快，受到农民的欢迎，短期内收效显著。

　　不过，长期来看，情况却未必如预期的那么好。有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科学家对中国400多户棉农长达七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0%。情况从第4年开始发生逆转。棉花的大天敌棉铃虫没有了，却滋生了次生害虫——盲蝽蟓的生长，杀虫剂用量开始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所以，种植Bt转基因棉的过程恰恰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提出了警示，面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我们需要谨慎再谨慎。

　　中国质量万里行：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55%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这成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支持者的主要论据。你对此有何评价？

　　方立锋：美国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审批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这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豆、棉花和玉米等作物，都不是直接进入食物链的：大豆主要用于饲料和生产大豆油，而且还大量出口中国等地；棉花加工成衣物等产品；玉米则多用于饲料和生产乙醇等。这跟水稻这样的主食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些数据并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必要。如果有谁认为可以，那就请他一日三餐都吃“转基因水稻”做成的主食，看看长年吃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再说。

　　中国质量万里行：绿色和平在一份报告中称，一些国外生物技术公司觊觎我国的粮食主权，是否有具体的数据或事实依据？

　　方立锋：我国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包括抗病水稻、品质改良水稻，以及高产水稻中，均涉及了多项外国专利，这些专利的持有人多为大型的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如孟山都、拜耳、杜邦等。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大规模的专利权合并，才形成了今天的垄断格局。以有关Bt的美国专利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和公共机构持有的Bt专利占美国授权专利总数的50%，但是到了1999年，美国有关Bt的专利有67%都掌握在了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的手中。目前，抗病、品质改良和增产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专利中，大部分均在世界多个国家被授权。发达国家正在为垄断生物遗传资源而竞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发达国家拥有的水稻基因专利占全世界的70%以上，玉米基因专利占90%以上，小麦基因专利超过80%，棉花基因专利超过75%。而我国与基因相关的专利共约7000件，不足美国的1/10。这些公司占据了强势地位能够争取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款，或是阻止他人利用专利维权。

　　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跨国的生物技术公司纷纷跟我们国内科研院校、研究机构和种子公司合作，设立研发基金，投入大笔资金参与转基因水稻技术的研发。具体怎么合作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通过这些国内外机构的互访、赞助活动的蛛丝马迹都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绿色和平多次试图与孟山都等跨国公司进行对话，希望他们对社会公布与专利相关的合作协议，但他们一直都拒绝理会我们。这些合作协议涉及到转基因水稻研究成果的归属权以及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内容只有“天知地知”，不要说民众，就连政府也是不知道的。4月底，绿色和平组织了到孟山都北京办公室的抗议活动，引起了一些民众的关注。只要他们不放弃对中国粮食主权的野心，我们不排除进行针对性的活动，因为，粮食主权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一旦掉入外资之手，那是很危险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之后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方立锋：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可能给中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首先，转基因水稻可能会带来粮食种子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影响到消费者购买粮食的价格。转基因作物种子的价格往往高于传统种子的价格，而产量却没有差别。如果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中国水稻种子的价格也可能会因此上涨。这首先将使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增加，威胁农民的生计，损害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从长远来看，这将给中国长期的粮食供给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质量万里行：自2005年以来，绿色和平组织相继在湖北、湖南等地发现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出售的事件，曾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请问，随着国家有关部门监管力度加大，近两年是否还有类似事件发生？

　　方立锋：一旦有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的情况，我们就会揭露。但是，我们认为，部分地区的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转基因水稻一旦进入市场是很难消除的。从2006年9月起，欧洲的环保团体和各国政府在对市场销售的米制品进行检测时，发现部分从中国进口的米制品含有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稻米成分。最新的米制品转基因污染通报是2008年底。（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本刊记者/赵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