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明令规定：抗生素类药物属于处方药，只有持处方才能购买；但是，本刊记者近日调查了山西太原市荣华、溢源、长城、远东旗下共计30家药店，没有一家药店守规，而其中的长城、溢源两家连锁药店还是全国药品零售百强企业，分别名列第76位、第97位。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图 胡福 陈默 本刊记者 冯胜刚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出台整整10年了，各地的执行情况怎么样？规范使用抗生素到底离我们现实还有多远？职能部门的监管存在哪些难度？医疗体制方面还有何种症结制约合理使用抗生素？带着一连串的问题与思考，中国质量万里行的记者展开了深入调查。
来者不拒：药店不问有无处方
4月12日上午9点左右，中国质量万里行山西站记者来到太原市荣华大药房尝试着买一盒“阿莫西林”胶囊，这家药店位置在万柏林区千峰南路。走进店内，看到药品处方药区与非处方药区分隔清楚，营业员热情大方，尽管买药的人并不多，店内经营秩序依旧规范有序。引人注意的是，店内处方药柜台显著位置设有“凭执业医师处方购买处方药”警示语牌。
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随口说：“买一盒阿莫西林胶囊！”营业员说：“有！”然后低下头非常熟练地开票，收银员打票、收款，最后凭票取药，前后仅用４分钟，和买非处方药没有不同。中午两点左右，在荣华大药房太钢总医院店，记者再买“阿莫西林”胶囊，轻松买到，略有不同的是，营业员开票时随便问了一句：以前吃过吗？随后几天，记者在太原市小店区、迎泽区、晋源区等六区的8家荣华大药房再买“阿莫西林”胶囊，同样轻松。所到药店没有一家遵照《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向记者索要执业医师处方。
4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太原市溢源大药房小东门分店，再次调查处方药售卖情况，走进店内发现整齐的柜台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药品、保健品，营业员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位进店购药者。记者发现，店内处方药柜台显著位置同样设有“凭执业医师处方购买处方药”警示语牌，可当记者和营业员说要买一盒“阿莫西林”胶囊时，营业员依然热情，毫无特别意识，一如正常反应地给记者开票，引导交款，然后记者顺利地拿到了药。随后几天，记者继续调查溢源大药房小店分店、义井分店、康维尔分店、坞城路分店等9家药店，情况相同，都不要求出具执业医师处方就可轻松买到“阿莫西林”胶囊。
5月5日，太原市药监局下发“紧急通知”要求药店整改，同时开始整顿药品经营市场。记者于7日、8日再次在太原随机调查山西远东大药房、太原长城药店，结果是远东大药房连锁药店双塔东街店、五一路店、长城药店十方部、并州路部、坞城路部等8家药店，依旧可以不凭执业医师处方轻松购买到“阿莫西林”胶囊。
药房：卖抗生素是国情所致
为了保障民众生命健康，用药安全合理，中央积极出台医药方面管理办法，旨在呵护民众树立科学用药观念，减少因盲目用药致残、致死事件发生。然而“清规戒律”出炉十年之久，却为何挡不住药房铤而走险犯禁？作为中国的药品零售企业，药房一意孤行违规出售抗生素究竟有哪些难言之隐？记者几经周折，在太原联系到某连锁大药房的销售总监邰爱国（因本人要求，文中系化名）先生。他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很是斯文。据说他是学中文的，误撞医药行业，到现在做了七、八年了，也算是“内行”了。以下是记者与邰先生的对话记录，几乎是原文复制，记者稍加整理。
中国质量万里行：根据我们对太原市三十多家药店的暗访，不用处方都能买到抗生素，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邰先生：（略加思考）这在全国是普遍现象，也是国情所致。我国政府出台过几次医改方案，但都不算太成功，百姓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医院的药价依然是居高不下。患者没有到医院排队挂号买药的习惯，药店便是他们看病买药的最佳选择。政府虽然出台诸多条文，限制抗生素的滥用，但药房都在打擦边球，没有处方也得卖抗生素，一是百姓需要，二是药店盈利，双赢的事情，谁家不做？
中国质量万里行：听说贵公司也是中国药品零售的百强企业，如果没有处方在你们的店里能买到抗生素吗？
邰先生：（苦笑了一下）应该能吧。药店卖抗生素就像山西的饭店卖过油肉一样，那是一种招牌。别人都在卖（指抗生素），我们不卖，生意肯定受影响。再说你们媒体可能存在误区，抗生素滥用的最大输出渠道不是药店而是医院。假如病人发烧38.5℃去医院求诊，这本是人体的正常反应，没有哪位医生会让你空手而归，不是开药就是输抗生素，医生和病人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让病快好。一代“先锋”不行用二代，二代不行用三代，窄谱不行用广谱，一通折腾下来，病人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所以有经验的病人再有这种情况，肯定首选去药店，你不卖他抗生素，他还不骂你八辈祖宗？
中国质量万里行：抗生素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如果一刀切取消药店经营抗生素，后果会怎样？
邰先生：药店出售抗生素药品，利润空间并不大，行业内公开的利润一般在30%左右，甚至更低。山西的药品市场竞争激烈，也可以说是残酷。四川省平均2000人拥有一个药店，山西是平均4000人拥有一个药店，山西的药店红火不赚钱，效益远远不如四川，这里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今天不便透露。假设一刀切禁止药店销售处方药包括抗生素的话，我敢说全国的药店会一夜之间集体倒塌，确实是国情所致啊！
中国质量万里行：条文规定药店销售抗生素类药物，必须有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开具的处方，这一点实行起来有多难？
邰先生：非常难。按照条文规定，患者购买抗生素类药物，必须有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开具的处方，药店要开出这张处方，必须在店内建一座小型医院，配备执业医师或助理医师，还必须有执业护士，另外还必须具备一套检测设备，为患者做必要的常规检查，方能开具处方药。哪家药店有这种实力去正规操作？恐怕寥寥无几。所以行业内都在玩潜规则，与药监部门玩躲猫猫游戏，哪天抓到哪天算吧。
中国质量万里行：抗生素滥用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您有何高见？
邰先生：不敢，高见谈不上。眼下政府正在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非常好，我们举双手欢迎。随着我国医改的逐步深入，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百姓的安全用药观念也会日益凸显，相信不久的一天，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
省药监局：“违规者坚决查处！”
在中国有句流行语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指某项政策在基层得不到正确落实，我行我素。通俗的说法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抗生素的违规销售就验证了这一说法。尽管上有中央相关部门签发的红头文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也有各级药监部门的严格管理，可是出于种种原因，下面的执行者——药店的做法总是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山西的省会城市太原普遍存在药店违规销售抗生素现象，作为山西省药品行业最高监管单位的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否知情？又是如何看待这一违规现象的？5月24日下午，记者顶着高温来到位于太原市大东关的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方打探，记者在8楼见到了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冯子刚。当记者问及药店随意出售抗生素之事，冯副处长当即表示：“没有接到过此类举报，如果反映情况属实，一定严厉查处，决不手软！”冯副处长给记者倒了一杯水，自己点了一根烟，猛吸了一口，言道：“我们药监系统正处于体制改革阶段，千头万绪的，难免监管不到位，欢迎媒体朋友们监督。”这时冯副处长的手机响了，他表示歉意去了门外。为了打破沉寂，坐在电脑前的小伙子插了几句：“我们监管部门人员少，任务重，不可能满足对家家药店的监管，以前的药品市场乱得狠，经过这几年整治，已经相当规范了……”冯副处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接上话茬：“是啊，记者同志，不是我们自己表功，药监部门的工作是得到社会公认的，连续几年在全省执法部门行风评比中名列前茅。”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焦灼地望着记者：“疫苗风波刚刚平息，山西的医药界经不起风雨了，你们媒体的报道不光要尊重事实，也要考虑政府的形象。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你们的选题报道，但希望你们一定要慎重发布消息……”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采访暂时告一段落。
随后，几天的时间里，冯副处长又电话约见记者，说是请了专家解释药店随意销售抗生素问题。出于工作需要，5月29日（星期六）中午在位于府西街的津渡茶堂12号厅双方见了面，陪同冯副处长前来的是省药监局稽查处薄处长。几句寒暄过后，话归正题，薄处长抢先发言：“药监部门的情况你们还不太清楚，人员少，监管面积大，难免出现漏洞。我们工作最大的难点就是药店和我们打游击，监察人员对于药店那就是公众人物，脸熟，谁都认识你，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指药店）有啥见不得阳光的东西都销声匿迹了。”看记者认真在听，薄处长又转了话题：“不是打击你们的积极性，做抗生素危害的报道，等于拿了个烫手的山芋，根本说不清楚，这里有很多都是医疗体制和国情层面的东西，别说是你们中国质量万里行，即便是卫生部做这个选题恐怕也是枉然。”记者立即回应两位处长：“我们做此选题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唤起民众的自我健康、安全合理用药意识，走出对抗生素依赖的误区，减少新的国难发生机会，来尽我们媒体的微薄之力。我们完全是在做公益工作，没有想向哪级职能部门兴师问罪的动机。”与药监部门的两次接触，记者多次阐明“选题动机”完全出于公益，而冯副处长说的最多的是“媒体要考虑政府形象”。原本想与药监部门切磋百姓的抗生素购买心理，可人家谈的是“监管的苦衷”和“注意政府形象”，记者感到是一无所获。
抗生素救人也杀人
医学发展到公元21世纪，权威医学专家研究表明：滥用抗生素导致患者死亡比例已快速窜升至１０大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条件第５大致命因素。尤其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尚且落后，国人医学知识严重匮乏，经济收入偏低等综合因素，导致我国百姓一直不能走上合理服用抗生素的轨道。只要一生病，就凭“经验主义”办事，抗生素当饭吃，不管病症是否需要，总感觉能“药到病除”。长此以往，有多少人没有治了病，反倒致了命。可能他们在走向天国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正是挽救他们生命的抗生素把他们置于死地。
记者煞费苦心整理了几起因滥用抗生素而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的典型案例，希望读者朋友能从中读懂一二。
例一：王青山（化名），男，23岁，曾是某工厂青工。他有一大爱好：洁癖。怀疑生活中处处会感染细菌，于是乎吃饭前要吃抗生素，如厕后也要吃抗生素，哪怕是手上沾上灰尘，也担心细菌侵入，吃上几粒抗生素方才心安。几年后，他真的病倒了，到医院抢救的时候，抗生素已不起任何作用了。一个花季少年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抗生素夺去了生命。
例二：陈晓阳（化名），男，40岁，某媒体从业人员。10年前，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采访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也写出了令读者满意的优秀稿件。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的采访包里装满了各种常用药品，抗生素更是从未间断过。查出哪个部位有炎症，也顾不上求医问药，凭借平时积累的一点医学常识，自己“对症下药”。2007年6月的一天，他因消化道不适入住一家部队医院，检查结果为：食道霉菌感染。医生告诉他霉菌感染主要是大量服用抗生素所致。在随后的治疗中，陈某接触任何药物都会产生心动过速现象。院方无奈让病人出院，建议去权威医院治疗。陈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转战大江南北，与各大医院“亲密接触”，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沈阳）、鼓楼医院（南京）等几十家王牌医院，花去医疗费用高达40多万元，也都没有结果。沉静之时，陈某想起几年前在那家部队医院就医时，一位医生朋友玩笑般地嘱咐他：抗生素不是饭，想吃多少吃多少，如果导致菌群紊乱，就是华佗再世也救不了你！……记者近日采访陈某时，他仍是一脸的无奈与懊悔，他说想通过中国质量万里行告诫人们：要养成自我健康、合理用药习惯，千万别滥用抗生素，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例三：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王永铭爆料一次医疗事故，主要是医生违规使用抗生素所致。一名急性胰腺炎病人接受手术后发生感染，外科医生每天使用20万单位的庆大霉素进行抗感染治疗，三天后病人退烧，医生继续给药，连续给药29天后，病人死于急性肾功能衰竭。此间，医生没有对该病人进行过血样检测。
滥用抗生素全国每年因此死亡８万人
为了进一步更加清楚地了解、探寻滥用抗生素危害及其产生原由，记者先后采访了山西医科大学副教授山西省药学会常务理事程景明、山西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主任药师高级工程师陈维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阿莫西林属抗生素类抗菌药。“个别患者常于口服此药后数秒及数分钟内即可呈现休克症状。”如此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描述，在程教授主编的《药品不良反应知识读本》里清楚的记录着。
采访中谈到滥用抗生素危害问题时，程教授心急如焚的说：患者就医用药是纯被动行为，得病后总习惯往大医院挤。一些大医院有一种不成文的体制———鼓励多用、用好的抗生素药，多用或用好的抗生素药可以拿到相当可观的提成（5%〜15%）。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患者变成了任由人宰割的弱势群体：治疗过程中，具体的病情及病情菌群类型被忽略啦，科学使用抗生素的原则被遗忘啦，合理用药的标准被疏忽啦。经常是一个普通病症，本来青霉素完全可以治疗，就是弃而不用，代之以更好的最好的，当然也是价格贵的抗生素；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患者高兴、医生创利，皆大欢喜。可是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患者对抗生素药物产生耐药性的过程，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以后可能此种药物对该患者就不再有疗效啦。研发机构、医学工作者开发一种新的抗生素一般需要10年左右时间，很可怕啊，一旦患者对所有药物都有了耐药性，将面临无药可救的后果啊！……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就可以理解为：滥用抗生素等于是在毁灭人类！
山大一院主任药师陈维红观点鲜明地说：有些医生错误地以药物的有效性为用药指导标准，这是导致抗生素滥用的直接原因。她呼吁，药店售药首先要关心药物的安全性，其次再关心有效性和利润，不能为了卖药而卖药，第一目的应该是给患者以健康。陈指出，抗菌药物喹诺酮类药耐药性人口已达到70%，抗生素滥用根源监管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啦！说到目前有些药店配备有执业医师时，陈说：那几乎是形同虚设，为了应付药监部门例行检查而已；现在国家还没有出台与此同步的配套举措（如日常回访或常态化电话跟踪措施，使抗生素药真正的用于合适人群）。
最后陈维红说：根除滥用抗生素问题，也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经验。在日本，执业医师不固定只对一个医院负责，他完全是游走式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宣讲先进医学知识、传授科学用药方法；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小医院无人问津，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状，整合人力，优化资源。
近年来，我国卫生部细菌耐药性监测中心，对北京的大中型医院进行了长期监测，结果发现竟有40多家医院使用抗生素药占到了全部用药的35%，有的甚至占到了全部用药的70%，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此死亡8万人！
市民如何用药，街头初见分晓
普通百姓因为国情所限，对安全用药，合理用药一直以来意识淡薄、观念落后。患病后总摆脱不了“大病小治、小病大治”的怪圈，有关专家学者又不能走入寻常人家、基层医院讲解抗生素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其它用药常识，自然百姓对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知之甚少。贫困地区用药常识几乎为零。如何确立民众用药正确意识，更改用药习惯，摸查百姓用药现状是基础。
鉴于此，中国质量万里行山西站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和太原市民进行了一次沟通，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当中不知道滥用抗生素危害的人所占的比例是36%；认为滥用抗生素造成危害严重的仅占30%；不知道滥用抗生素可导致医疗事故的人高达85%；关注抗生素类药安全性的人多了起来，是60%。
调查过程中，一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从业十年之久的刘姓护士感慨地说：现在省城的大医院医生经常是给病人直接用最好的抗生素，这种情况我经常见，久而久之，当病人再次病发时好的抗生素（如广谱类抗生素）就不再对患者起作用了，产生耐药性了，情况相当普遍，相当严重。
采访后记
随着采访步伐的步步深入与网络抗生素危害信息的叠加，心情也随之愈加沉重。中国是超级大国，人口众多，由于健康理念没有从基础抓起，导致医患双方只注重药效，不注重药品安全，大部分患者生了病也不愿意麻烦医生，凭经验办事，胡乱吃药，只关心症状是否减轻，对体内埋下的“致命危害”视而不见，把大部分国民定位在“医盲”和“药盲”层面一点不为过。为了再一次唤醒广大民众远离抗生素滥用危害，记者把权威媒体发布的相关数据和医学专家的醒世言论罗列出来，以警国人：
抗生素已经到了难以研制的高度，研究一种新抗生素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但是细菌对一种新抗生素耐药只需要2—3年，甚至几周。
进入21世纪，人类几乎没有发明新的抗生素。
当我们的天空因全球气候变暖而崩裂时，我们脚下的大地也在塌陷，因为人类对抗生素的滥用，导致了微观世界的失衡，这将同样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摘自CCTV新闻调查
因为旷日持久的滥用，曾经是治疗细菌感染的“灵丹妙药”的抗生素，越来越多地失效，这意味也许不久的将来，罹患细菌感染的中国人，将面临无药可用的境地。
——摘自上海华山医院党委书记张永信教授语
我国200多万聋哑儿童中，因滥用抗生素引起药物中毒性耳聋患儿超过100万，而每年仍在以2—4万的速度增长。
——摘自《健康时报》
国家药监局统计，全国每年上报的三四万例药品不良反应病例中，至少有50%是抗生素引起的。
——摘自CCTV经济半小时
走出抗生素滥用的三大误区
抗生素越“洋、新、贵”越好。其实每种抗生素优势劣势各不相同，必须因病、因人选择。此外对于初次使用抗生素的病人，用5角钱一支的抗生素和用40元一支的抗生素效果相差无几。
使用抗生素多多益善。有些医生一给患者开抗生素就是四五种，结果致使大量耐药菌产生，使难治性感染越来越多，费用越来越高。例如肺炎链球菌，过去对青霉素、红霉素、磺胺等药品都很敏感，现在几乎“刀枪不入”了。
抗生素就是消炎药。抗生素仅适应于由细菌引起的炎症，而对由病毒引起的炎症就没有疗效。人体内存在大量正常有益的菌群，如果用抗生素治疗非细菌性炎症，会引起菌群失调，招致其它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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