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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假证泛滥 相关部门监管乏力

2014-11-02    中国质量万里行        点击:

  近日,江苏淮安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制售虚假学历证书案。该团伙编造出945所大学名称,用来制办假毕业证,并制作虚假大学网站提供验证。受害人涉及安徽、浙江、河南、广东、江苏、湖北等31个省、市、自治区25万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亿余元。

  一条举报信息引出的诈骗团伙

  8月初一名淮安市民报案称自己被骗,警方初查之后研判这是一个庞大的网络诈骗团伙。经上报,此案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清浦警方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至9月15日,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9名。

  在公安、检察两部门的通力合作下,这一庞大的诈骗网络最终浮出水面。

  大学招生人员转行办假证,幕后老板疯狂“制造”假大学

  去年3月,只有高中学历的马丽应聘到北京一所民办大学上班,帮学校招生。当年7月,她在网上认识一个叫“学历提升”的网友,他就是此案的嫌疑人孙海。孙海称,他能办到各式各样的民办大学学历证书,并且网上可以查询。于是,马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一个要办大专毕业证书的人的信息发给孙海。很快,孙海就把办好的毕业证书寄给了她。马丽查看后很满意,觉得这本证书和她们学校办的证书差不多。

  这次帮人代办,马丽从中获利1800元。尝到甜头后,她干脆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专门办起假证来。

  办假证的需求很大,马丽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没过多久,犯罪嫌疑人汪银主动联系她,称帮她开拓市场,做起了她的下线,并且约好每办成一本学历证书,提成500元钱。

  成为马丽下线后,汪银便把办证信息放在淘宝网上宣传,称其所办的都是真实的民办大学学历,可以在学校网站和第三方网站——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下称民教网)网站上查询到。

  从去年9月至今年8月期间,汪银通过淘宝网销售假学历证书1000余本,非法获利50余万元。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其实马丽只是一个小角色,其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

  陆力,大学时学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2012年12月,精通计算机的他做了一个假的大学网站,提供毕业证书查询验证服务。陆力的“杰作”在网上公布后,立时吸引了众多做假证的人。他将做好的假大学网站稍微修改一下,换个大学名字什么的就可以再编造出来一所新的大学网站了。之后,他陆陆续续做了多达945所虚假大学的网站。目前,该团伙14名骨干成员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文中犯罪嫌疑人为化名)

  网售“假证”为什么屡禁不止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在网络中不断的在上演,只不过,主角有时候是“准生证”,有时候是“结婚证”,有时候是“房产证”,有时候是“学历证”。不论在网上,还是线下,制作、兜售此类假证都是违法的,但是,人们不禁要问:网售“假证”为什么就屡禁不止呢?

  “需求旺盛”是网售“假证”不衰的根本动力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会在很多场合或场景中,需要亮出“证书”。这种“亮证”的需求,既有人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还有交易习惯的因素,但根本上是信任的问题,包括人与人,国家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以及个人与企业等等。

  仅以“学历证书”为例,它在升学、就业、升职、加薪、进爵、生财等诸多场合都作用巨大。换言之,任何“屡禁不止”的背后都是庞大的用户需求,网售“假证”也不例外。

  “管辖冲突”是网售“假证”壮大的治理短板

  属地管辖是现实社会中最常见的社会管理模式。A市B区发生的案件,C市D区的有关部门并无执法权。

  从某种程度说,属地管辖是对公权力的一种有效约束。但是,当传统的属地管辖与全球互通的互联网发生碰撞时,属地管辖可能会造成“无人管辖”的局面。

  以本案为例,受害人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从立案管辖来看,每个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但是,由于犯罪分子并不在当地,每个受害者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又有可能“管辖不到”。

  一旦跨省或跨区域,就公安机关自身而言,还需要“协助”和“协调”。这不仅增大了案件的办理成本,也会对办案机关的积极性构成消极影响。

  此前,我国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或治理,基本是照搬传统社会,有相应职权的部门按照职责范围分工管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龙治水”。

  理论上,九条龙都有治理权,但有时候又会出现“群龙无首”不积极治水的问题。而这个短板正在逐渐补上。

  根据最新发布的《国务院授权网信办负责互联网信息管理及监督执法工作》(国发〔2014〕33号)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

  “隐蔽性强”是网售“假证”泛滥的内在原因

  作案手法隐蔽性强就会让人难以察觉,一种结果是很多人会在不知不觉被动落入陷阱或骗局,另外一种结果,就是很多人偏面选择接受对已有利的信息或内容主动跳入“火坑”。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为了实施诈骗,建立起了一条复杂而隐蔽的“连环套”。第一步,不法分子虚构了945所大学名称,这些虚假的大学名称与正牌大学的名称可能只有细小差别,这本身已经会让受害人难以分辨。

  第二步,不法分子还给所有虚构的大学建立了官方网站,让那部分心存疑问的受害人放松警惕。

  第三步,不法分子还搭建了一些学历验证网站,这个网站也是与正规的学历认证网站相仿,但强调其是民办院校学历验证平台,由于此验证平台的真伪难辨,不仅让受害者自行辨别难度加大,更重要是的,可以验证真伪的平台,还进一步打消了受害人的顾虑。

  可以说,在25万的受害人中,一部分是被动落入陷阱,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主动跳入其中。

  “渠道丰富”是网售“假证”牟利的重要支撑

  如果不法分子兜售“假证”需要像路边发传单那样,一个一个花时间去试的话,那么,不法分子们应该早就“金盘洗手”了。

  借助互联网,不法分子的骗术也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从搜索,到QQ,从邮件到微信,从赶集到淘宝,网民扎堆的地方,也是骗子聚集的地方。

  这些网民使用频率最高的互联网应用,如果相关平台没有健全的非法信息过滤或拦截机制的话,那么,这些平台也就成为不法分子兜售“假证”的重要渠道。

  在本案中,不法分子用了一年多时间,就让全国几十万人上当,非法牟利高达亿元。前面提到的常见互联网应用或平台应该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小作用。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网售“假证”之所以屡禁不止,除去需求旺盛、获利丰厚外,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治理或管理本身还存在诸多“盲点”或“难点”。

  如今,我国新的网络治理模式正在形成,那么,类似网售“假证”的这些网络“顽疾”或“牛皮癣”会否走向终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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