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制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多方利益取舍的过程，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标准制定的“标准”。需要一以贯之地秉承公共利益大于一切的理念，充分发挥专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防止异化为利益博弈的筹码。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标准怎么制订，究竟谁会起到关键性作用？从2010年6月份开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就屡被质疑“降低”、“企业绑架”和“暗箱操作”。质疑范围囊括乳品国标、速冻食品标准、食品添加剂标准等多个方面。
乳制品成食品安全标签
以奶粉行业为例：自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后，乳业安全就引领了食品安全话题。问题奶粉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民众谈奶色变。
然而，民众对奶粉情结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中国乳业的安全问题，不仅局限于三鹿一家，其他不少品牌奶粉也未能幸免。乳业安全成为一个行业的问题，匡正其发展不能单纯依赖行业自律，偶尔的惩戒也未必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从行业的长远发展看，只有通过规范，特别是制定行业标准，并加强监管，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悲剧的重演。
作为生活必需品，乳制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直接影响了人们生存的安全感；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自从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部分民众对国内乳制品的不信任，甚至不惜通过多种渠道购买国外产品。乳业安全超越了行业本身，惨痛的教训积累了民众焦虑，稍有风吹草动，媒体、民众就蜂拥而至，对其大加鞭挞。它逐渐被标签化，成为了解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重要窗口。改善该行业生态，恢复国民对乳业的信任，既是本行业东山再起的不二法门，亦是对整个中国食品信誉的一个交代。
《人民日报》曾报道称，新国标制定过程中，初稿由行业巨头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送审稿中一直都有的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修改。报道还提到，有参与标准制订的专家表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有其合理之处，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照顾多方的利益，但是它只是作为参考因素的一个方面，本行业的专家背负企业的职务，一旦直接参与标准制定，就将授人以柄，无非瓜田李下，很可能成为企业“动物精神”的代言人。在法治领域，承办案件过程尚有回避原则，如今制定乳业标准虽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表面无关社会公正，但是对于一个行业的市场秩序却影响重大，从长远来看，也将影响到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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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利益争执需要公正公开
事实上，除却乳业新国标制定存在被企业绑架的可能，其他食品的国家标准也备受关注。近期速冻米面制品食品新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该新国标因关键指标“金黄色葡萄球菌”要求降低而备受争议。类似这些食品的国家标准，因为它的技术性约束，导致普通消费者难以介入，国家标准因此可能沦为企业标准。
标准制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多方利益取舍的过程，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标准制定的“标准”。需要一以贯之地秉承公共利益大于一切的理念，充分发挥专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防止异化为利益博弈的筹码。对此，政府部门该做的仅仅只是搭建一个听证平台，坚守公共管理的立场，并督促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呼吁民众参与标准制定，做到公开公正。
究竟该由谁主导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又究竟该是谁的“标准”？这其实是毋须过多探讨的话题,因为,这个答案一直应该是无比清晰无比坚定的。如果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过程中掺杂了企业的“意志”、受到了利益集团的主导,如此的食品安全标准，又有多少可信性?如何在制订食品国标时拒绝企业的意志而服从于消费者的利益，这才是民心所向。
新国标不仅是一个行业标准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一个公共决策。
公共决策受企业、相关利益集团影响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从充满了利益纠葛的房地产业，到危害生态环境的化工企业、垃圾焚烧厂，影响最终决策结果的有时不是科学的规划，也不是民众的呼声，而是利益的老谋深算。而类似乳业新国标面临的质疑，正是公共决策阴暗面的某种体现，国标里的“国”不是多数人的国，更可能的是，它避开了民意，集结了利益，一些决策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乐思舆情监测系统的专家分析道：“食品安全标准，表面看来只是一组数据。不过对专家而言代表了科学尺度，拷问的是权威；对企业来说则是生产所遵循的底线，拷问的是利益；对普遍大众来说是一条健康的保障线，拷问的是安全；而对政府而言是公共管理的工具，拷问的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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