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沉入古典诗词的深海

2026-03-21   “阅读公社”微信公众号   文/郑欣淼   点击：次

　　几十年来，我的阅读轨迹，伴随着个人际遇与职责的变迁，经历了从文学到学术、再从学术回归文化使命的深刻转向。青年时期，我在古典文学领域打下了一些基础。而真正步入系统学术研究的契机，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郑欣淼，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一

　　上世纪70年代末，为弥补学历的遗憾并回应内心的求知渴望，我试图报考西北大学单演义先生的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虽因故未能如愿，我却在单先生的鼓励下，持续深入研究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并于1988年出版了《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一书，幸得李何林先生作序，并获得学界肯定。此后，鲁迅研究成为我重要的学术领域，还出版了《鲁迅与宗教文化》等著作，并曾担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

　　这段经历难能可贵，不仅赋予我严谨的学术训练，更让我体会到鲁迅那种“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弗失固有血脉”的文化视野。

　　后来，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我的阅读重心发生了实质性转移。从党政政策研究到文化宏观思考，再到进入文物博物馆领域，特别是主持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我的阅读便自觉地围绕“故宫”与“文化遗产”展开。

　　在我看来，故宫不单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单单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它是将建筑、文物、典籍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整体，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

　　我系统研读中国古代建筑史、紫禁城相关著述，以及单士元、朱家溍、王世襄等前辈的文物研究经典。

　　这种阅读，是典型的“问题导向”与“使命驱动”，旨在为实际工作寻找理论支撑与历史智慧，使思想积累能紧密契合守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

　　一个深刻的领悟是，早年的鲁迅研究与我后来的文博工作，在精神脉络上竟完全贯通。

　　鲁迅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旗手，也是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开拓者——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期间，亲身参与了早期图书馆、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他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态度，以及立足民族又放眼世界的文化观，恰恰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最需要的精神资源。

　　郑振铎、王冶秋等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奠基者，都直接受到鲁迅精神的熏陶。

　　因此，当我以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身份重读鲁迅时，感受到的是一种跨越时代的职责接力与文化担当。

　　二

　　于我而言，最理想的阅读体验，莫过于沉入古典诗词的深海，尤其是与杜甫那颗沉郁顿挫的诗心，进行一场缓慢而深刻的对话。这种阅读，不仅是品味与鉴赏，更是一种生命的浸润与创作的回响。

　　我尤爱杜诗。他深挚的家国情怀、精微的艺术锤炼，以及那份“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总能在内心深处激起强烈共鸣。

　　我的阅读，始终与个人的诗词创作紧密相连，二者形成一种“在研习中创作，在创作中深研”的良性循环，此中乐趣，无穷无尽。我的古体诗创作取材范围颇广，可谓雪泥鸿爪皆诗句，笔随心走，所历所思、工作生活，凡俗小事皆有入韵。

Δ 郑欣淼

　　从1994年的第一部诗集《雪泥集》（幸得赵朴初先生题签），到后来的《陟高集》《郑欣淼诗词稿》《卯兔集》《浣尘集》等陆续问世，直至2020年的《郑欣淼诗词稿·庚子修订本》，汇集了我约一千二百首诗词曲创作。

　　这些作品，是我阅读体悟的结晶，也是以创作方式向古典传统致敬的实践。

　　我最希望阅读的文字，是能让我沉浸其中、反复体味的古典诗词，尤其是像杜诗那样兼具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艺术高度的经典。它们不仅提供审美的愉悦，更塑造着创作的风骨，甚至激励着为这门古老艺术在当代传承尽一份力的文化自觉。这，便是我心中最完整、也最富生命力的阅读之旅。

　　我的阅读史，是一部从个人志趣出发的文学研究，转向以国家文化使命为依托的专业建构，最终在鲁迅的精神遗产中，找到二者内在统一性的历史。

　　它并非全然由自我规划设计，却在不同阶段因应时代的召唤与工作的需求，最终汇聚成一条清晰的道路：即所有知识的学习与思想的积累，都应当服务于对民族文化遗产那份沉甸甸的“典守”之责。

　　三

　　在撰写《国家记忆》的四年间，若论持续置于案头、伴我思考的“精神之书”，并非某部特定的经典或文学作品，而是一座由原始档案、各种资料构成的、沉默而浩瀚的图书馆。它们是我写作最深层的依据与最直接的灵感源泉。

《国家记忆》郑欣淼 著

　　我的案头工作，更多是“外出”与“溯源”。写作的核心依据，始终是第一手档案。这主要包括：故宫博物院自身的浩繁卷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政府与机构文书，以及四川、重庆、贵州、北京等省市档案馆，乃至乐山、峨眉、宜宾等当年文物存放地的地方文献。

　　此外，战时报刊、相关机构的原始记录（如武汉大学档案）等，都是我反复查证的对象。

　　我视这些尘封的纸页为历史的“母本”，任何转述或间接引用都难以替代亲手触摸、辨析原件的价值。因此，我的“阅读”场景常在图书馆与档案馆的静谧中展开。

　　有些线索，需要托付同道友人代为寻觅。

　　我记得，为了一篇马衡院长可能发表的佚文，我多方探寻，最终在孔夫子旧书网刘宏等先生的帮助下，得以进入他们位于北京顺义乡间的书库。

　　当那本民国旧刊在“杂书馆”中被找到，那篇湮没的文章重见天日时，那份确认的喜悦，正是历史研究者最珍视的收获。

　　在本书后记中，我诚挚感谢了所有为我打开资料之门的朋友。

　　我也广泛参阅各类抗战史、文献汇编与学术著作，以及国外的有关著作，但它们于我，更多是提供背景与线索。

　　我的“枕边书”或“案头书”，它们或许没有固定的书名，却有着共同的名字——档案文献。是那些泛黄卷宗上的一笔一画、一纸一笺，承载着最真实的历史呼吸，也构筑了我写作途中最为依赖的精神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