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当地采用“休克疗法”，“打掉黑窝点，托起小作坊，培育大企业”，对未达到规定生产标准的一律停产整顿，验收合格一家开工一家。
据当地媒体披露，有56家肉制品加工摊点在此次整治中倒下了。
博野县质监局食品科科长梁涛说，这批被淘汰的企业中就有很多搬离博野。博野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占领形容，那次整治，博野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
博野官方称，剩下的食品厂则成为博野县重要的支柱产业，据了解，年生产量达到3万吨，产值达3.5个亿，占全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河北省质监部门发布的2007年二季度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公告显示，博野县18家肉制品的产品抽样检测合格率达100%。博野肉制品的表现优良。
但1年后，2008年，7种不合格食品被北京市食品安全办责令退出北京市场，其中就包括博野县生产的两种“北京烤鸭”。
卫生不合格因更衣室没凳子
今年1月27日，河北省政府决定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其间，要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关停取缔一批、停产整顿一批、改造提升一批、整合重组一批、派监督员进驻企业监控一批。
鉴于“食品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官方随后又决定将整治行动时间延长两个月，至5月底结束。
5月，黑烤鸭事件曝光，梁涛说，该县为配合全省，还开展了“食品专项整治回头看”活动，将整个行动又延长至6月20日结束。
时而穿梭在南邑村的食品执法车已经让村民们窥探出态势的紧张。
博野县委宣传部提供的一份情况汇报显示，该县质监局和食品安全管理办组成的两支检查队已于3月初查封该村利众、华香和德宝新兴肉食制品厂的厂区设备和库存，并取缔、吊销其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梁涛说，上述三家企业主要是产品出厂检验未过关，没有对产品进行包括大肠杆菌含量检测在内的全项检验。
整治行动的重灾区是南邑村，18家左右的食品厂，全部停业整顿。不过，梁涛说，南邑村的食品厂普遍存在的问题仅是厂区卫生不达标，例如污水排放不通畅，锅灶清洗不及时。
而在生产环节，表现主要就是生产间墙面没得到及时清理，“更衣室里有柜子，但没有凳子可以坐着更衣等等。”
黑烤鸭或用病死鸡鸭生产
而本报获得的一份举报显示，南邑黑烤鸭的指控并非只是“没及时清理生产车间墙面，或者更衣室里没有凳子”。
举报人吕明（化名）介绍，在博野管“黑心鸭”叫“博野货”或者叫“次货、便宜货”。这种“黑心鸭”进入北京市场的时间大概在2004年到2005年。销售最猖獗的时候在2005年到2007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产品销售有所收敛。
记者接触到的生产商闫辉介绍，这种鸭子是由拆解的鸭架加工而成。也就是将鸭的胸部、大腿，以及鸭脖、鸭皮等肉质肥厚的部分去掉后，剩下的骨架和一些内脏，而去掉的那些部位则分别做成其他小食品高价销售。
鸭架和其他鸭副产品一起酱卤生产成北京烤鸭。因鸭架价值低，一袋塑封包装的“北京烤鸭”批发价格仅在3元左右。
吕明说，这些厂家从不烤鸭，一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烤制设备，二是烤出来的鸭子成本要比酱出来的成本高。所以他们做的是酱好的“北京烤鸭”。“黑心北京烤鸭”没有一个是烤出来的。
后期为了追逐利润，他们干脆就用不明来源的病死鸡肉或者碎鸡鸭肉、骨头、鸭架子等来代替鸭肉，因为病死产品有异味，所以在生产加工时放入大量的香辛料掩盖异味。
这些产品的包装上注明烤鸭“总重量1000克”实际上是在玩文字游戏。产品实际称重不到500克，甜面酱2袋各250克。这样总重量就是1000克了。消费者往往惊呼上当。
这与此次北京东城警方和工商调查发现的情况吻合，在二级经销商张跃峰和其上家“孔老二”的住处，除了查获劣质烤鸭，还同时查获了大量甜面酱。
耐人寻味的是，与博野质监部门初次合作之后，梁涛说，北京东城调查组在随后的调查中撇开了博野方面，直接去寻找黑烤鸭源头。
“黑心鸭”拿货要熟人介绍
博野烤鸭通过孔老二这样的鸭贩子流入北京。
东城调查的情况和举报人吕明的材料显示出黑烤鸭进京的路线图。
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博野商人和北京的经纪人、二级代理，乃至前门、王府井等各大商圈的摊贩，编织了一条博野“黑心鸭”（俗称“博野货”）侵占北京市场，乃至冒牌北京“全聚德”烤鸭的利益链条。
吕明说，除非有熟悉的经纪人牵线介绍，否则很难从博野食品厂直接进货。
一般而言，北京的一级经纪人（又称“鸭贩子”）会从博野食品厂直接大量进货，然后批发给线下的二级代理，再由他们发货给前门、王府井、北京站等地的商贩。
在南邑村，提起孔老二，人们都会指向孔氏父子。生产商闫辉介绍，北京数得上的鸭贩子有不少来自南邑村，其中，尤以孔氏父子在圈内名气最大。
闫辉说，孔氏父子十余年前离开南邑村，到北京打拼，靠卖烤鸭起家。在事业的起步阶段，他曾通过孔家结识了一些北京的二级代理商。
被东城方面抓获的张跃峰就是一名二级代理，一直在北京站地区销售“全居德”牌和“福聚斋”牌袋装劣质烤鸭。
据其交代，两种劣质烤鸭都是他以每只3元左右的价格从“上家”孔老二处购得，其中，“全居德”牌为每只3元，“福聚斋”牌为每只3.3元。
包装袋显示，上述两种烤鸭的生产厂家是北京市顺都福利肉食品加工厂，但记者在北京市工商局网站上查询发现，这家成立于1988年8月的食品厂已于2003年11月注销。
原来，张跃峰一直假冒顺都福利肉食品加工厂的名义自行加工烤鸭。闫辉说，不少鸭贩子都盗用或虚构厂家信息，自行印刷品牌包装袋。
张跃峰购进品牌包装袋后，在每个品牌包装袋内放入一只烤鸭和两袋甜面酱，就以每袋6元的价格批发给北京站、前门等地的商贩，而成本则是每袋4.5元上下。
在张跃峰的暂住地，丰台区新发地汾庄，东城调查组查扣3800余只劣质鸭、4箱外包装烤鸭袋和20箱甜面酱。
吕明说，像张跃峰这样的二级鸭贩子每天发货量最少也有200袋，最多可达到800袋，以每袋1.5元左右的利润估算，其利润颇丰。
而他们的“上家”一级鸭贩子则更薄利多销，据闫辉透露，孔家已在北京、保定置办3处房产。
吕明说，因为“黑心鸭”制作成本非常低廉，所以正规厂家的烤鸭无法和“博野货”抗衡，使得北京一些正规厂家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给“黑心鸭”套上自己的品牌包装出售。
闫辉也承认，以前确实与北京正规厂家开展过这种代加工合作，但最近已经不做了，不过，如果双方合作愉快的话，可以在烤鸭的透明包装上打上北京厂家的厂址。
截至5月26日，东城公安分局抓获相关犯罪人员4人。东城工商分局答复本报称，针对“黑心鸭”的调查仍在继续。
北京站附近仍有“黑心鸭”
6月11日，记者在前门、王府井、北京站等“重灾区”走访时，已很难买到劣质烤鸭。
走访数十家店铺后，记者只在北京站对面的街道店铺内买到两只20元的北京烤鸭，拆开一只标着“金六福”的北京烤鸭包装袋一看，烤鸭无鸭头、鸭腿之分，只是一堆烂肉，零星有几个骨架，看起来更像是有些腐烂的鸡肉，从肉中已经溢出液体。
地址则是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销售电话显示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