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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

2021-12-16    中国质量万里行    杨耀源    点击:

文化是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传递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点,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贸易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民心相通”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东盟已步入“钻石十年”的合作,与东盟国家的文化贸易往来,不仅能够给我国带来经济利益,更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

一、带动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升级,助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中国与东盟走过“黄金十年”,已经迈进“钻石十年”发展阶段。2013年10月,在文莱举行的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2”指两点政治共识,即深化战略互信,

拓展睦邻友好;聚焦经济发展,扩大互利共赢。“7”指政治、经贸、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文等七个重点合作领域。C同年12月召开的第27届东盟峰会上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更是成为促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迈进“钻石十年”的愿景规划。双方经贸合作还进一步机制化,形成了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诸多合作机制。双方贸易总额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数据显示,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2010年的2928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415亿美元。疫情持续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外部贸易需求大幅萎缩,中国和东盟克服疫情影响,经贸合作逆势增长。2020年,东盟历史性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形成了中国与东盟互为头号贸易伙伴的发展格局。

然而,在中国东盟贸易量强势增长,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的态势下,中国与东盟贸易格局出现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东盟贸易商品结构竞争型趋势有所强化。例如,近年来,随着中国土地成本上涨,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东南亚各国转移,如印尼、越南等。受产品附加值低、人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已不再具有明显优势,在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等领域,双方的竞争格局加剧。二是中国—东盟国别结构呈现不均衡的态势。受东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国别结构呈不均衡的态势。从商品贸易来看,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贸易往来频繁,几乎占到了贸易总额的八成左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越南、缅甸、文莱等国的贸易额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中国与新加坡、印尼等国的贸易量依旧较大,不均衡态势有所改变,但依然存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为未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带来更大更多机遇。双方经贸关系势必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在未来如何进一步降低双方重要贸易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增强在双边市场上的互补性,不断开发市场潜力,提高合作水平,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亟须解决的问题。

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时代命题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客观要求,也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构建更加优化的外贸发展结构。构建更加优化的外贸结构,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关键路径是降低收益率较低的加工贸易比重,提高收益率较高的一般贸易比重,以此实现贸易方式结构的不断优化。二是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商品结构是外贸发展结构的基本构造,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进出口商品持续向着高端产品升级优化,以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收益产品的进出口为贸易的主要增长点,从贸易的基本构成元素上实现质量提升,带动贸易收益和贸易条件持续改善。三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是贸易之源,是贸易的基础。中国贸易结构失衡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服务贸易占比较低、结构不合理。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与核心,日益成为贸易强国的本质特征与核心衡量指标。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需要建成“货物贸易强国”和“服务贸易强国”,成为驱动中国外贸在全球市场中强势发展的双引擎。

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文化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提升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地位和份额,优化中国国内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出口省区市分布,优化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结构。此外,通过推动对外文化贸易与大数据、互联网深度融合,创新对外文化贸易模式,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整合线上、线下文化贸易,发挥文化制造业比较优势,实现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中传统文化行业和新兴文化行业均衡发展,推动新兴文化行业实现快速发展。因此,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二、促进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增长

实现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可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美国是当今世界文化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代表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潮流和趋向,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非常成熟,其每年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国内GDP25%,超越了美国的汽车、航空业,是美国的支柱性产业。美国文化贸易总额增长发展迅猛,占全美国的总贸易出口额的15%,仅次于美国航空、能源相关的贸易额度,而且每年的增长率也都超过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中国也高度重视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目前对外文化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因为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伴随着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贸易具有资源能耗低、高附加值和高回报率的特点,文化贸易可以作为中国贸易总额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通过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为宗旨,推动文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文化贸易发展主要依赖的是文化创意等知识资源,而非海洋、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创意的投入为文化产品带来了较高的附加值和直接收益,直接收益衍生品收入要高很多。例如,美国电影总收益的20%来自影片销售,而80%来自电影后续开发,如旅游、玩具、主题公园等。在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持续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2019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增长态势平稳,文化贸易商品结构逐步优化,文化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为未来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和对外文化贸易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进出口结构、区域和国别等方面发展不均衡。具体体现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排名前十位的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分别为美国、中国香港、英国、荷兰、日本、德国、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出口总额的66.22%,美国为中国最主要的文化贸易出口对象国。同时,排名前十位的主要进口对象国和地区分别为德国、日本、越南、美国、意大利、法国、瑞士、新加坡、中国台湾和英国,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文化商品占中国文化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为61.77%,其中德国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进口的主要对象国。越南和新加坡占据着中国主要进出口国家前列,中国对东盟文化贸易出口增长高于别的地区。因此,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发展潜力巨大。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将会对中国与东盟区域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创新经济贡献新的理念,而且还会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提供重要助推力。

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相关文化产业蓬勃发展。194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E关于文化贸易的需求可以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生活互联网化的同时,人们满足基本生存与安全的需求之后,转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使得人们在货物和服务的选择当中,对于个性化、情感化的体验要求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传统的贸易产品还是现阶段的新兴的智能化贸易产品都会有更多的文化因素融入。在美国发展文化贸易的过程中,随着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和贸易量的剧增,国内文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各种文化生产要素不断优化组合,从而带动了美国文化产业结构不断地提升,产量不断地扩大。依托国际市场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其文化产业在不断的优化中逐步迈入成熟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以美国电影的音像出版及影视出版成为美国主要的出口行业的百年发展历史为例,文化贸易带动相关产业效果明显。此外,文化贸易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均可以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从而整体提升一国的对外竞争力和培育竞争新优势。一方面,文化贸易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其他行业带来文化创意与设计理念,从而提升其他相关行业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各行业的产品可以通过文化产品的宣传与品牌来拓展全球市场空间。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工厂,得益于中国具备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较强的文化基础,发展文化贸易有先天优势,因此,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能优化中国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贸易结构,尤其是中国自主设计的相关文化产品,通过文化的渗透,广泛传播到东盟国家,能够带动中国与东盟相关文化产业链的发展。

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可以延长文化产业价值链,以优势产业带动相对弱势产业的互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通过出台的支持性政策,鼓励国内中小文化企业依据各自优势,主动嵌入中国与东盟文化产业价值链,扩大中小企业与东盟市场的积极交流,提升中小文化企业的自主创新程度。

三、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它主要指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的结果的能力。A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的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包括三个来源:文化、政治观念以及外交政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国家眼里具有吸引力,或者一个国家强化那种鼓励其他国家以寻求共存的方式来界定它们的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它就无须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是吸引别的国家不自觉地产生对本国认同的实力,相比硬实力,软实力不会引起他国的猜疑与担心,并能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当今世界,全球各国展开的竞争,更重视围绕对文化资源占有、创造与传播能力等软实力的竞争。冷战结束后,各国更加认识到软实力在国家实力中的重要性,并注重从软实力的角度去制定国家发展战略。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文化在国家内部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对世界他国形成的吸引力,构成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它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2016年1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总体谋划和统筹协调,坚持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企统筹,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是一个重要指标。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56个民族构成多样性的文化基础;14亿人口,创造光辉灿烂的文明宝库。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助于推动文化贸易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够在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文化生活及社会理念,树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让更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产生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中国在崛起的同时,应该以文明型国家姿态与当代其他文明平等对话,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帮助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心相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勇于面向世界,尽快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巩固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贸易的特点是,它将市场化作为导向,是国外民众内在文化需求的结果,更容易被认同和接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外传播国家的文化价值理念,达到提高文化影响力的效果。因此,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将中华文化更多传播到东盟国家,要以自身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使中国文化贸易在全球文化产业中占据更多主动和优势。

四、助推国家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加速国际秩序百年大变局,中美两大国全方位的战略性博弈加剧,中国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出现深刻变化,国际外循环受限受阻,外部环境倒逼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提出,成为今后中长期内中国新一轮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战略规划。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以开放促进改革,今后中长期内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即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外循环,以内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前提条件,使中国市场更具吸引力,也应以国际外循环的高水平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向更高水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国际环境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进行技术调整、改革,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因为只有通过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方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真正发挥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效果。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需要在规则、体制和制度安排上以改革为中心,主要努力方向是与更有市场经济规则的高水平接轨。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提高国家文化开放水平,提升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一是重视对东盟国家进口贸易,通过释放国内巨大的文化市场消费潜力吸引东盟国家优质文化资源,提高国内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水平,满足国内民众旺盛的文化需求,通过引进东盟的文化资源倒逼国内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二是通过努力开拓东盟市场,中国文化企业进入东盟国家市场前要深入调研,以市场为导向,加深对象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培育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海外营销策略,形成更加合理的多层次贸易格局;三是发挥好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牵引集成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开放程度高、改革自主权大、牵引集成功能强,这可以成为充分释放中国文化贸易开放潜力、培育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开放合作新优势的抓手。在“引进来”时要注重质量,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人才和知识溢出效应,高质量发展优势产业,满足高品质文化消费需求。在“走出去”方面,采取并购东盟企业或在东盟国家新建研发中心,接近国际文化创新前沿,注重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知识产权运用保护,促进国内文化企业自主创新,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作者:杨耀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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