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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质量万里行

2019-04-09 15:10:21    中国质量万里行        点击:

  质量万里行

  ——《激荡•1978-2008》编导朱琳

  “质量万里行”这个词,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当那些参与者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来,还是感慨万千。他们纷纷说,当年“质量万里行”的影响实在是大得出乎他们的想象。

  事实上,“质量万里行”早在1992年2月就开始了。首都媒体的联合打假一开始就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参与和支持。第一批关于产品质量的报道同时在报纸、电视、广播发出后,反馈之强烈简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根据《质量万里行》杂志的第一任主编艾丰的回忆,情况汇报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那里,朱镕基将它归纳成为三句话:“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这是党和政府为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希望万里行天天行”。

  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使得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从1993年开始变成了一个常年的打假行动。

  种种迹象表明,1993年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了。此前,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

  当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叫做“部长买鞋记”,说的就是当时的商业部长胡平视察某地商场,照样买到劣质鞋的咄咄怪事。主管商业的部长尚且如此,老百姓的遭遇就更加一言难尽了。这样的现状,政府显然是无法容忍的。国务院刚刚把1991年定为“质量品种效益年”,这是1949年以来,国家第一次把质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题来抓。现在,既然发现了问题,就准备下大决心来解决。

  1993年的“质量万里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前面说过,当年的“质量万里行”是分四路纵队从北京出发的,姜诗明参加的是东北一路。姜诗明所带的一路——东北路,从黑龙江黑河,黑河的对岸是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那时候中国的边贸刚刚兴起。“我们在黑河搞了个启动仪式,然后在黑河调查了中国的边贸情况,俄罗斯对我们产品质量的反应,在黑河也设立了专门的柜台,接受消费者咨询,产品质量法是怎么回事,也接受他们一些投诉。”

  姜诗明说,他们一路上遭遇的种种现象,有的令人啼笑皆非,有的令人扼腕叹息。千奇百怪的市场现状给参与质量万里行的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碰到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女同志带一个棉纱,是黑的,有点像伊朗人。她过来,我们一了解,是被电饭锅,用的电炒锅漏电,往里倒油,油和锅一接触,变成导电体了,结果把整个脸都烫了,非常可怜。那时候我们刚启动,受的第一个刺激,我们觉得关注产品质量确实太必要了。”

  离开黑河,到了四平。有一天,记者们正准备出发去采访,突然看到他们住的地方门前停了一排小轿车,当时还有人说,这小车很漂亮啊。

  “他一开门,门就掉下来了,一开方向盘,方向盘掉下来了,我说这是汽车吗。这是一个汽车,当时是唐山什么县一个企业生产的,微型的,事实上一种四轮或者三轮的摩托,无非带个壳子。”

  据说这还不算最怂人听闻的。他们曾在一家国营啤酒厂里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在仓库里,竟公然放着各种酒类的标签,濉溪佳酿、口子老窖等等。厂长还洋洋得意地向记者介绍,他们是根据市场需求,消费者喜欢什么牌子的酒,他们就往瓶子上贴什么牌子的商标。

  然而,质量万里行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遭遇的最大阻力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说过,中国奇迹的诞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地区竞争制度发挥功能。但区域竞争,同时也意味着地方保护主义不可避免的抬头。

  根据记者后来的回忆,在当时的采访活动中,最大的感触是消费者的无助。由于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的缺位,几千年逆来顺受的中国民众在泥沙俱下的市场经济中,躲又躲不掉,讲又无处讲,最后只好把媒体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

  经过几年的洗礼,中国市场的基本秩序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终于在大扫荡般的媒体活动中逐渐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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