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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孩时代的焦虑:教育房子需求高 金钱和人力的挑战

2018-11-13    界面        点击:

  深圳一家购物中心里的早教中心,颜言的母亲带着还不满一岁的外孙女在游戏区玩耍,颜言和三岁的老大在教室内上早教课。在这家在全国有两百多家分店的连锁早教中心,60个课时的售价1.9万,每节课一小时。颜言说,老二很快也要上早教,加上游泳课,这个家庭每年花在两个尚未入学的孩子身上的教育费用很快就要超过5万元。

  在这个全国房价最高城市的之一,颜言和丈夫合共40万的年收入虽不窘迫,也不宽裕,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

  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和2017年中国都迎来了超过1700万的新生儿,其中有约一半是二孩。多了一个孩子,在喜悦之余,更多却掺杂着焦虑、抑郁,还有高龄产妇这一独特群体所投射出社会的集体焦虑。而育儿、母婴知识付费、早教等项目也在同时成为投资洼地,造就了一桩桩蓬勃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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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儿嫂需求爆发

  今年30岁的姗姗还在说服老公同意生二孩并悄悄做起了打算——每天在跑3公里去医院上班,包括值晚班时也会在医院走廊跑步,以至于很多病人以为她是急救科的。

  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老公是绊脚石,母亲是催化剂。这次决定备孕二孩,也是姗姗的爸妈极力主张的结果,他们愿意每个月补贴3500元的奶粉钱和两个人的全部精力,替她养二孩。

  即便父母提供经济助力,姗姗老公仍然不愿意,因为他们一个月有7500元的房贷和车贷,算上老大一年1万元的学费和3-4万元的各类兴趣班,还有少量的家庭日常支出,一个月开销平均下来在1-1.5万元,这几乎占到了整个家庭收入的70%,如果再添上老二,不仅经济压力堪忧。他们目前的2居室将会拥挤不堪,孩子被父母带回家也有可能。之前老大被带回去半年,回来的时候对姗姗和老公产生了疏离感,很久不愿意喊爸爸妈妈,这让他们夫妻愧疚了很长时间,由于姗姗的老公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那种小时候的无奈他不想在孩子身上再来一遍。

  “换房子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比较好的学校附近购买。”姗姗所在的太原市,房价这两年涨得太快,如今的住所是生老大之前双方父母凑了大部分首付所购,这次换房只能靠自己,但又不能牺牲孩子教育费用或者再次遭遇分离之痛。

  “房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拦在多数夫妻生二孩面前的,关键因素便是房子。这也是为什么二孩更多出生在住房压力不大的低线城市。

  姗姗位于三四线城市的表兄弟姐妹大部分在结婚时的标准就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有的还靠父母之力早早拥有了两套住房,生二孩时基本不怎么考虑房产因素。

  但姗姗觉得“如果意外怀孕了,就生”。按照她总结的,房子还能挤一挤,生二孩的还必须有两个关键条件:钱和人,有钱养并且有人看孩子,她父母和公婆均在55-65岁之间且身体健康,老大几乎是妈妈和婆婆轮流帮忙带大的。她仔细算了一笔账,其实年轻的公婆在这几年为他们省掉了一大笔带孩子的费用,她从周围打听了一下,太原市场的育儿嫂价格并不低,稍有点经验的就得3000-4000元,赶上父母的退休金了。不如趁着父母身强力壮,二孩的养育方式如法炮制,三年至少省掉12万。

  北京的幼儿园老师张帆就没有姗姗这么幸运了。

  他们是幼儿园教师和军人结合的夫妻,这样的家庭性质几乎决定了妈妈团带娃的日常。从老大降生之前,张帆的妈妈就带人带钱陪女儿住在部队分给他们的一间30平方米小屋,但妈妈为了给张帆的弟弟带孩子,帮张帆在家政公司请了一个育儿嫂,但没想到,这位农村大姐的工资比张帆还要高,育儿嫂每月5000元,张帆4000元,多出来的1000元由张帆的妈妈承担了一年。

  三年过去,孩子上了自己所在的幼儿园,育儿嫂的工资也涨到了6000,本打算辞掉育儿嫂,以后自己带闺女同进同出,不料张帆的肚里已经怀了老二,再过2个月,她将迎来二宝。

  但问题来了,育儿嫂有了想法,因为6000元带一个和带两个孩子是两回事。张帆工资还停留在4500元的档位上,育儿嫂大姐不指望在这家能撑到春节了。

  据《北京青年报》今年10月报道,整个北京市对于二孩月嫂的需求快速增长,在价格普遍上涨的前提下,一些家政公司的二孩月嫂排期已经到明年五月。尤其是那些专门推出二孩月嫂项目的公司。例如,为适应一个家庭要供养两个孩子的特殊性,家政公司纷纷开始修改月嫂培训内容,增加混龄游戏、如何处理争宠等内容。

  包括月嫂在内的整个家政劳务市场都在激增。《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在今年8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一个会议上被发布,该报告称,中国家政服务业产业规模连续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2017年全国家政服务行业营业收入达到4400亿元,同比增长26%,从业人员达2800万人左右,2025年预计这一数字将至5000万人。

  这种市场前景客观上给了在张帆家有3年带娃经验的育儿嫂大姐更多自信,她已经开始和张帆邻家的一位奶奶“眉来眼去”了,对方承诺给她出更高的工资带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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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来二孩,也迎来了身心疲惫

  同样来自北京的王博宇倒是具备了房子、人、钱这些二孩必备因素,但“完全没有想到女儿才上一年级功课就这么多。”

  她自以为做好了生二孩的计划,但现实还是快把40岁的她击倒。王博宇生弟弟的时候姐姐还在读大班,除了课外写写画画、暑假学学游泳之外,几无学业压力。但今年9月上了一年级,按照之前的计划,女儿生活和学习由住在小学附近的外公承包,自己有了更多时间照顾弟弟,她所谓的更多时间,也只是早上6点上班之前,和晚上8点下班回来之后仅有的10个小时,在白天弟弟由育儿嫂看护,而育儿嫂的要求是,无暇顾及每天下午3点半就放学的姐姐。

  让她疲惫不堪的是,女儿的家庭作业又让王博宇不得不每天晚上在女儿外公家辅导一个多小时的作业,这对于今年已经40岁的王博宇来说有点身心疲惫,她更不能指望今年50岁的老公,在生弟弟之前老公曾是最激烈的反对者。

  在王博宇家,家里能帮得上忙的老人只有自己65岁的父亲,母亲离世,婆婆年届80且远在南方老家,所以在生二孩这件事上,王博宇可以说是一意孤行。

  “我生孩子的时候,同病房的产妇大多是40岁以上的。”今年34岁的成鑫说,这让她惊讶于70后妈妈对于二孩的执着,她和老公都来自多胎家庭的子女,所以从一胎开始就期盼着全面二孩的政策,在2016年正式开放不久她就怀孕并在去年生了二孩。

  但按照老公的理论,二孩宝宝给一个家庭带来的不是1+1=2的叠加效应,而是1+1>2的复合效应。比如头胎孩子来临时,会变成整个家庭重心,二孩来临则会让家庭重新分工,尤其是父亲角色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我第一个准备就是换房,第二个想好谁来带二孩,解决人的问题。第三主动承担生活压力。我主动承担大宝更多的日常生活安排,包括接送、上兴趣班等。”

  一个没做好准备的家庭,如果意外怀了二孩,陷入被动局面的情况很多,比如尽量不要再麻烦父母带二孩,除非他们主动要求。因为很多父母亲经历过第一个孩子的成长后,已经心力交瘁,有点招架不住,这也是他们反对的主要原因。

  此外,他还帮着成鑫处理大小宝的关系,刻意地关注大宝的情绪、尝试用鼓励或奖励的办法引导大宝睡自己的房间等,来自多胎家庭的父母具有同理心,容易有这种提前预防意识。

  “我观察身边的家庭,拥有二孩的家庭都是爸爸生二孩的意愿更强烈一些。”刘博宇说现在有点后悔生了二孩,也为此多次和老公吵过架,甚至想过离婚,工作上,也因为生育耽误了一次关键的升迁机会,以上种种,满负荷运转的她最近患上了偏头痛症,这和她生女儿时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完全不一样,如今她变得敏感、易怒,她的医生朋友告诉她,这可能是二孩焦虑症,尤其是像她这样的高龄产妇。在刘博宇冷静下来的大多数时间,更多在想尽办法去调解女儿的心里压力。对于不和弟弟住一起的女儿,多次表达出“弟弟抢走妈妈”、“讨厌弟弟”等强烈的抗拒心理,女儿更不满于自己只有周末才会被接回家,最近她还以不上钢琴课做要挟,如果不是妈妈送,她就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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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升级,儿童培训也在升级

  实际上,钢琴、舞蹈、跆拳道这些课程有时候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观看、陪孩子练习的过程有时候是一种享受和精神上的奢望。

  另一种奢望则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上一节钢琴课要多少钱?上一节击剑和马术课多少钱?刘博宇发现,钢琴课已经不再是贵族课程的代表,更小众的击剑和马术等传统意义上的项目逐步平民化,吸引了更多的中产阶级。

  例如马术项目,据《马术》杂志的发布“2017年中国马术行业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全国大约有42万骑马会员,61.83%是孩子,父母认为这种运动可以培育孩子的品质、意志力等,因此比较愿意持续性投入。

  女孩子也不仅限于学跳舞、美术,成鑫的老公则要求自己一年陪女儿看40场儿童剧,“因为看剧有益于女孩培养性格、陶冶情操。”

  中国儿童产业研究中心预计,2018年中国母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3万亿元,未来10年将保持 20%-30%的高增长率。2011年二孩首次放开后的那波孩子已经到了入学龄,仔细看2011至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变化表,这背后的儿童产业经济可能还将催生一批婴童产业创业者。

  数据服务平台MobData 发布的2017年的母婴行业投融资数据显示,早幼教案例占比在42%,是这一行业最受资本青睐的类别。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增加至51%。

  这样的趋势也渗透并带动了低线城市儿童产业。

  “我有两个儿子,虽然有压力,但我就是想赤裸裸地表达开心。”钟老师这样告诉界面新闻,他不在学校当老师,而是自己开设了美术培训学校,去年扩大规模,增加了幼儿类、少儿类美术课堂。之所以这么做,是他看到周围的少儿英语、少儿舞美音乐等培训机构发展迅速,即便在自己所在的连三线都有点算不上的城市,一些重视儿童教育的家长们不惜一年花2万元给孩子报班。

  钟老师还有另一个依据,他注意到周围同龄们几乎一半以上都在准备或者已经生了二孩,除去像他这样在经济上没有太多压力的夫妻,很多不做生意的家庭几乎都没有太多的二孩压力,多数人在当地拥有一至两套房子,这样的话,他们在儿童娱乐、教育、亲子游等机构的花费就会增多,还会考虑家庭集体乘坐海上邮轮或者海外旅行。反过来,这些行业的潜在机会也一定大于其他行业。

  从心理补偿的角度讲,家庭中的老大在孩童时代相对无聊的儿童教育设施,多数夫妻更乐于塞给二孩孩子一些在他们看来更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各类培训、益智游戏等。钟老师如今又有了新计划,想增加婴儿游泳类项目,不同于传统的婴儿水上娱乐项目,他还提出将英语教学融入到婴儿游泳项目中。

  这些有创新、形式多样的儿童产业催生了更多的机会,同时“催生”了二孩家庭的焦虑感,尤其是在精力和经济上迫使新妈妈们跟上节奏,以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但实际上这种焦虑感也反映在数字上,2017年的新生儿数量首次出现了下滑,比2016年少出生了70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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