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全现在只能拄着双拐走路，因为包工头不肯赔付，他对今后生活毫无信心。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实习记者  李凡

　　年关突发意外  少年郎虎口脱险
　　
　　2009年1月8日，尽管阳光明媚，但不久前刚下过一场雪，寒气依旧逼人。天津市蓟县候家营镇玉润庄村村民周玉庆在为小儿子的事闹心，完全没有办年货的心思。

　　周玉庆的小儿子周俊全一年前在天津的一家建筑工地打工时，不慎从24楼摔了下来。近一年来，家里垫付医疗费5万多元。如今债台高筑，生活十分困难。  

　　周俊全1990年4月2日出生，出事时年仅17岁。一年来他先后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蓟县人民医院、北京武警二医院等地就医。经过一年的康复治疗，虽然左腿的金属支架还没有去除，但已经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了。记者采访中发现，这是个阳光男孩，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一直面露笑容，也许正是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本能的求生欲望挽救了他的生命。

　　周俊全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在家。2007年11月15日，他来到天津的一家工地打工，工地的包工头名叫姚明胜，主要承揽电梯安装工程。由于电梯安装需要资质，他长期挂靠西北电梯安装公司，对外宣称是这家公司的下属机构。

　　周俊全告诉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来到工地后，姚明胜和西北电梯安装公司均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了，双方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口头协议，姚明胜负责他的食宿，每天工资40元。

　　2008年1月30日，恰逢农历腊月二十三中国传统的小年，周俊全在天津南开区时代奥城三区26号楼施工。那天他感冒得很严重，脑袋有点发晕。吃完午饭后，他找到了带班长王松，要求请假一下午。王松没有准假，只是答应下午给他找点轻松的活，让他继续上工。

　　中午12点半开工，下午两点多钟他和工友纪革明在24楼的电梯间测量导轨支架和墙壁的距离时，发现副轨右侧有一根线断了。周俊全就让纪革明去取线，接下来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醒来后，他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据纪革明回忆，他取线回来后，发现周俊全不见了，他向楼下察看时，发现周俊全已摔到地面，手里死死的抓着一楼脚手架上的铁管。

　　事发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周俊全的姑夫王作宝接到了项目部经理的电话，项目部经理把周俊全坠楼的消息告诉了他。王作宝迅速来到周家，找到了周俊全的哥哥周俊国，两人瞒着周俊全的父母匆匆赶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两人见到周俊全后全都傻了：周俊全处于半昏迷状态，左眼红肿，脸上和头发上全是血，手上脱了一层皮。叫了半天后，他才费力地睁了一下眼，紧接着又闭上了，一直到了大年三十才脱离生命危险。

　　据主治医生讲，当时患者的伤势极为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根据病情应该进行隔离治疗，但是患者身上的伤口太多了，隔离病房内的细菌太多，如果住进隔离病房很可能会引起伤口感染，所以没有进行隔离。

　　事故发生后，周俊国找了许多位弟弟昔日的工友。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发现，周俊全和工友们工作的电梯间只有一个井子型的脚手架，每层1.5米，从一楼一直架到顶楼，每层之间没有防护网，也没有可供脚踏的平板。工人们干活时双脚踩在铁管上，一只手还得抱着铁管，才能维持平衡。周俊国认为，施工方没有安装防护网和脚手架上没有安装可供工人作业时脚踏的平板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责任完全在施工方。

　　父母亲伤心过度 平安电话搅了年夜饭

　　周俊全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全家人从小就宠着他。父亲周玉庆已经60岁了，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常年都在吃药。怕弟弟坠楼的消息会影响父亲病情，周俊国夫妇一直隐瞒着这件事。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老两口一天没见到大儿子，又联想到妹夫王作宝匆匆来到家里的情景，他们意识到可能是在外打工的二儿子出了意外。老两口联系了邻村一位儿子的工友，从他的口中两位老人得知，自己的二儿子出事了。

　　得知儿子坠楼的消息后，周玉庆卧床不起，董学凤则天天以泪洗面，眼睛都哭肿了，一连几天老两口都没有吃东西。怕老人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女儿和儿媳妇轮流守护在父母身边，就算上厕所她们也盯着。

　　周俊国告诉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弟弟在医院一连几天昏迷不醒，随时有可能丧命，父母每天都打电话想来医院看弟弟。考虑到此时如果让父母看到弟弟的病情，他们肯定会更加伤心，无疑会对他们造成新的伤害，所以他千方百计阻挠父母到市区，甚至连弟弟住在哪家医院都不敢告诉他们。那段时间，愁得他经常在医院的楼道内流眼泪。弟弟在天津住了14天院，他没让父母来医院一趟。

　　转眼就要过年了，大年三十早上，村民们都已经开始贴春联年画了，有的家门口还挂起了红灯笼，到处都是喜洋洋的。董学凤发现周玉庆还钻在被窝里，由于几天没有吃饭，人憔悴了许多，妻子心疼地留下了眼泪。为了劝丈夫吃饭，她费尽了口舌，后来儿媳妇带着小孙女也过来劝公公。最终，小孙女的眼泪感动了爷爷，周玉庆这才起了床，带着小孙女去贴春联。

　　也就是大年三十这一天，医生告诉周俊国，周俊全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可以和外界联系了。

　　周俊全拨通了家中的电话，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父母熟悉的声音，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自己虽然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身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他还没有忘记宽慰自己的父母。

　　当时他在电话中是这么说的：“从24楼摔下来都没有把我摔死，说明我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周俊国的妻子告诉记者，小叔子打来电话时，他们全家正准备包中午的饺子。电话挂断后，老两口还没有放下电话就抱在一起哭了起来，结果她只顾劝两位老人，饺子也没有包。

　　眼看到了中午，她从小卖部买了几袋方便面，煮好后公公婆婆都没有吃，她和女儿一人吃了一小碗。到了晚上，她早早就做好了年夜饭，一连叫了老两口好几趟，都没有过来，她和女儿孤苦伶仃地吃了顿年夜饭。

　　包工头推诿责任 巨额医药费谁来偿还

　　周俊全出事后，被送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出事时，包工头姚明胜正在成都出差，他派人交纳了住院的押金，过了两三天他本人也从成都赶回天津。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住院期间的费用，也都是姚明胜交纳的。

　　周俊国告诉记者，周俊全刚脱离生命危险，还没有进行手术，姚明胜就找到了他。姚明胜提出让弟弟转到蓟县人民医院，转院的理由是姚明胜在蓟县人民医院有熟人，可以省去不少的费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医疗条件要比蓟县人民医院强上几倍，而且那里的专家业务水平也明显比蓟县人民医院高出许多。所以姚明胜提出的要求被当场拒绝。姚明胜随后表示，他已经没钱给周俊全治病，如果家属不同意转院，他以后不会再承担治疗费用。

　　周俊全的家庭比较困难，家中的所有积蓄仅有一万多元，这些钱还是准备将来结婚时用的。面对巨额的治疗费用，他们也确实无力承担，经过权衡其中的各种利害关系，全家人最终决定接受姚明胜提出的要求。

　　2008年2月13日，周俊全转入蓟县人民医院。入院时姚明胜交纳了2000元的押金，给家属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临走还嘱咐有什么事就给他打电话。这一走，姚明胜就很少再露面。起初打电话时，姚明胜经常说手头没钱，先让他们把钱垫上，最后一次性归还他们。后来再打电话，他就说成都马上有一笔20多万的款到账，让他们再等等。再后来电话也不接了，干脆换了电话号码。

　　从2008年2月13日到3月17日，周俊全在蓟县人民医院住了34天，由于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实施了两次大的手术，先后进行了小腿外固定和右前臂内固定，一共花费医疗费3万多元，除了姚明胜交纳的2000元押金外，周家不仅拿出所有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万多元。

　　周俊全出院后，手臂上的伤长好了，可是腿部外面露着骨头，伤口感染，肌肉上流着脓水，睡觉时腿下必须垫东西，否则流得床单上都是脓水。

　　2008年6月13日，周俊全又来到北京武警二院进行了一次手术，在北京住院两个星期。现在他的外伤已经愈合，拄着双拐可以走路了。医生说，像他这种伤情，在伤势好转一年后，腿上固定的支架才可以去除。

　　“左腿不敢用劲，一用力就隐隐作痛。”周俊全说

　　周俊国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家里已经花了5万多元的医疗费，加上一年来奔波的路费，总额已经超过6万元，为了带弟弟看病，他一年都没有打工，家庭直接损失七八万元。

　　他还告诉记者，弟弟出事后，西北电梯安装公司和包工头姚明胜都没有向劳动部门和安监部门报告。在索要医疗费和伤残赔偿费未果的情况下，他向南开区安监局做了举报。安监局一位姓于的工作人员作了笔录，并答复说，他们第一步去时代奥城核实情况，再去西北电梯安装公司调查。这位工作人员初步认定他们属于重伤不报，将对他们做出处罚。几天后，这位姓于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称已经和西北电梯安装公司进行了联系，该公司马上会联系家属进行协商，但是截止现在公司也没有任何音讯。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周俊国再次拨通了南开区安监局的电话，于姓工作人员听到西北电梯安装公司至今没有联系家属后，他表示，安监局会尽快做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