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孪生兄弟”，境遇为何如此悬殊？

　　一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很多乡村医生没有考虑或者有意回避一个问题：“包产到户后，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已经悄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民办教师不同，乡村医生已经‘市场化’了，靠‘手艺’来养活自己，而且有个别医生赚得还不少。而民办教师呢？不可能靠收孩子的学费来养活自己吧？”

　　“大家各干各的，挣一块花一块，挣不到就只能靠地里刨食。”徐玉伦也说，为了多赚钱，有个别的乡村医生也变了味，“啥病都能看，啥病都有‘祖传秘方’，开始学会忽悠人了。”

　　但是，乡村医生依然承担着很多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2003年，非典期间，戴庙乡医院召集开会，徐玉伦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回乡务工人员测量体温。  

　　“当时乡医院只给了一件白大褂，一个口罩，如果传染的话，首先是我，但是人命关天。”徐玉伦没有退却，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

　　徐玉伦忙了三个月，非典结束后，他去医院要钱，医院让他去村委会要，村委会则称没有这方面的开支，结果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酬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防疟疾、灭蚊子还有工分，现在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徐玉伦却不知道该找谁要钱。

　　“赤脚医生”老了渴望“穿上鞋”

　　去年9月份，徐玉伦写了一份《干了一辈子农村医生老来无人管》的文章，“写好之后我专门找了个大学生看了看，内容没犯什么错误吧，犯错误的事情我不干。”他把这篇文章邮寄到北京一家报社，却如泥牛入海。

　　从2008年开始，戴庙乡的一些老乡村医生就推荐他为代表，为大家奔走呼吁养老问题。

　　他不想被戴上“越级上访”的帽子，因此从乡医院开始，县、市、省卫生部门逐级反映。

　　“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一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他说话很大胆，但是他办事很谨慎，担心犯错误毁了自己一辈子的清白。

　　马文芳的出现让徐玉伦看到了希望。马文芳认为，要解决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尽快出台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指导意见，明确乡村医生身份，将乡村医生的人事关系纳入乡镇卫生院管理，提供一定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保障工作人员基本生活。同时逐步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聘用与退休制度，切实解决乡村医生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样才能筑牢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

　　今年4月初，有媒体报道，山东省政府将采取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多渠道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助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由村卫生室承担，对所需经费，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考核、以考定补的原则，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中按不超过30%的比例统筹安排。

　　去年11月份，徐玉伦去了一趟北京，去找他的一位初中同学，目的就是看看这位同学能不能帮他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以前的同学都比他混得强”，徐玉伦的老伴插了一句。

　　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经过天安门时，他驻足，盯着毛主席像，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背着药箱，意气风发地走在乡间小路上，村民们热情地挥着手向他打招呼……

　　文/片 本报记者鲁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