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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扶风教育局被指统一全县作业本印刷收回扣

时间:2010-06-18 14:09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乡村教育遭遇难解困窘

  “作业本的差价,没有任何政策依据,的确是在违规收费。”面对记者,扶风县教育局的副局长李新安的态度算得上是坦诚。但同时,他坚持认为,这种收费的做法“并没有违背良知”。

       

    学生的教育“人头费”,从财政直接下拨到学校,而教育管理部门则需要常常应付些类似“矮马配大鞍”的花销用度。

  比如,2009年高考前,要求每个考场都要安装摄像监控设施。“国家的本意是要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市搞试点,结果我们这里地处西部也要搞。”全县200多个考场,安装下来至少得将近200万元!这些钱从哪儿来?财政上不出钱,要教育局自己想办法,直到现在,这一大笔钱还欠着。

  “扶风的乡村教育是个啥条件?下去走一走就知道了。”李新安举了个例子,来一场地震,多数校舍都得塌。现在的校舍,多是当年第一次“普九”时农村自己盖的,砖头块子垒起来的,“有的学校的教师宿舍,两隔壁的墙上裂缝大得能够手拉手。”

  虽然是这样,还得推进“新农村卫生校园工程”。这个工程,要在农村学校推广一种节能、节水的环保厕所,“有关部门拿着图纸、招标文件来了四五次,市上验收完了省上还要验,回回接待不说,请招标办、组织验收的钱也都得我们掏。”

  扶风全县公办学校共计181所,按省上要求,每校需要配备两名保安,“但保安管理得有一套办法,身体条件、基本技能、规范管理等等,一项也不能少,一个月下来全县需要支出30万元。”有关部门只提了要求,但钱从哪儿出却没说法,“要知道,去年全县的财政收入也只有430万元”。

  还有,去年全国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平均每人工资上调600元,仅这一项,全县教师就需要近5000万元。“虽然上面给一部分转移支付,但还有部分资金是需要基层掏的。”

  经费再困难,也不能代表作业本差价收费的合理化,同时也挡不住李副局长发出的感慨:“当什么,都比当教育局长强!”无论如何,李副局长面对媒体坚决表示:今年再也不弄这个事,“得不偿失呀!”(本报西安6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孙海华 实习生 张伟)

  不管教育局是不是赚了钱,“关键是学生家长没有多掏钱,买本子反而便宜了。”与此同时,乡村教育面临的却是基础薄弱、投入有限的困窘。处处要用钱,钱从哪里来?是个令基层的教育局长们始终头疼的事情。

 

  凭借这个小小的印刷厂,38岁的袁兴才养活着妻儿老小,也被评为市级“残疾人自主创业标兵”。然而眼下,这个印刷厂已基本停产,厂房里的机器落满厚厚的灰尘,库存的作业本半成品层层堆积。

  印刷厂的停产,是由于以前给活儿干的扶风县教育局终止了他生产作业本的资格。“这些年,我该给的都给了,该送的都送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教育局给出了终止资格的理由,但想不明白的袁兴才,仍然在气恼之下找到当地媒体,将县教育局收取高额回扣的内幕翻出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县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11个印刷厂

      袁兴才办厂搞印刷已有十多年时间。2000年,扶风县教育局将全县11个印刷厂“统一管理”,承印各自所在地区的各类学生作业本及学校办公用品。

  所谓“统一管理”,就是由县教育局统一供给纸张,统一作业本封面图案(但纸张费用、封面版费由印刷厂自己负担),作业本的价格也由教育局统一定价。每个学期,各个印刷厂按照教育局下达的配套数量,将印制好的作业本发放到各个学校。

  作业本的收费,由学校从学生手中统一收取后交到乡镇教育组,而后上交县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最后,由勤俭办和各印刷厂结账。“统一管理期间,勤俭办每年召集各印刷厂厂长开会3到4次,会上分配印刷数量、发放配套表。”

  这样的“统一管理”一直持续了9年。2008年12月中旬,袁兴才突然接到勤俭办的电话,通知说要检查印刷厂的全套证件。袁兴才拿着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以及印刷经营许可证的复印件交了上去。

  十几天后的2009年1月1日,勤俭办再次召集11家印刷厂厂长开会。会上宣布:5家印刷厂继续取得承印学生作业本的资格,包括袁兴才在内的其余6家“出局”。

  勤俭办给出的理由是,这6家印刷厂证件不全,不能继续生产。其中,袁兴才的厂子属于“印刷许可证”过期失效。得到消息后,袁兴才急忙找到教育局领导,表示自己的“印刷许可证”已拿去换领,再过几天就可以拿到。然而,他的申辩最终没有得到认可。

  “干了这么多年,说不行就不行了?”袁兴才认为,印刷厂赚的是辛苦钱,教育局却只凭借着“行业垄断”,动动口就获取了相当的利润。证件过期无可否认,但让袁兴才不甘心的还有个原因:几年前,教育局曾出面督促更新设备,自己为此四处借贷贴了近20万元,“直到现在,贷款都还没还上,机器却因为停产成了废铁一堆。”

  印刷厂年年被教育局揩油水

  认为教育局过于“薄情”的袁兴才,面对媒体摊开了自己和扶风县教育局十年来的部分往来账目,以及受到教育局监管的一些书面材料,用于揭露“区区几元钱作业本后的巨大利益链条”。

  “一般情况下,16开大小、50页的作业本,向学生收费是1本1元钱,勤俭办给印刷厂付账为0.63到0.65元;32开大小、 40页的作业本,向学生收费为0.45元,勤俭办给印刷厂0.22到0.23元。”袁兴才告诉记者,这中间的差价利润不小。

  此外,各个印刷厂通过教育局购进的原材料纸张,价格与市场价相当,“但教育局统管着11家印刷厂的原材料采购权,他们谈的价格肯定要低得多。”

  “玄机”不止于此。按照袁兴才算的账,自己的印刷厂在作业本生产过程中,每学期的经营入账为3到4万元,但在和勤俭办结账时,都会少收8000元左右。他出示的与各校结算清单显示:2007年春季,他供给的南阳镇的学生作业本费应收39584.4元,教育局给他的实际结账却为 31000元;2009年春季,南阳镇和法门镇黄堆乡共应收学生作业本费59379.5元,教育局给他的结账为39000元,“这中间的差价被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占有了。”

  和袁兴才同样遭遇的还有三家印刷厂的负责人——毕乃贤、强栓平、辛明师,曾分别负责召公、天度、杏林三个乡镇的中小学作业本供应,他们也向记者出示了相应的收据。

  强栓平的印刷厂,负责天度乡中小学作业本的供应。2009年春季,天度乡共收取作业本费27809.3元,勤俭办只给他了 19579.89元,少了8229.41元。辛明师负责杏林镇的作业本供应,学生交作业本费为 35384.3元,结账为25500元,9884.3元不知去向。

  “仅这四个乡镇一学期收取的作业本费,教育局就要获利38493元。”袁兴才说,这四个乡镇是扶风县学生人数相对少的,其它如城关、法门等镇学生人数更多。

  袁兴才向记者出示的一份“2008年秋季扶风县教育局作业本收费标准表”显示:学前班为4.8元,小一、小二8.4元,小三、小四 13.8元,小五、小六14.8元,七年级16元,八年级17元,九年级18元,高中19.5元。“扶风县每年约有十四、五万学生,作业本一项的收费累计数额可不是个小数字。”

  按照袁兴才的算法,教育局每学期从每个印刷厂作业本费中抽取8000到10000元,一年约为两万元,原来扶风县有13个乡镇(现合并为11个),按照保守估算,每年获利将近30万元,“从2000年到2009年,教育局每年强行给各校学生配作业本、试题等,十年获利多少?谁都能算出这个数。”

  攥在袁兴才手中的收据有厚厚一摞,几乎每份都盖有“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的公章,还有各个学校校长的签名。强栓平出示的和教育局勤俭办的结算清单更全,从2004年~2009年,每张都详细记录了各学校收取作业本费的情况。

  教育局扣留的作业本费去了哪里

  在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工作人员王富强证实了取消袁兴才等人作业本生产资格是“因为证件不全”的说法。但对所涉及的作业本差价问题,王富强始终避而不谈。

  他告诉记者,袁兴才反映的事已有部门前来调查过,局里对此作出一份专门的“情况说明”。记者提出要看一看内容,手执“情况说明”的王富强却一再坚持“还是别看了”。

  “当初,对全县的印刷厂统一管理是为了规范经营。”县教育局主管勤俭办的副局长李新安表示,大约在2000年前后,几个乡镇的教育助理员出了“吃回扣”的事,格局上比较乱,加上这些印刷厂的厂房多是废旧教室,安全问题让人操心。

  “全县统一进行管理,不仅作业本价格便宜了,又可以统一规格、质量。”李副局长说,同样的本子,学生从学校买要比超市里还要便宜几角钱。“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没有大的原则问题,教育局干这事起码没有亏老百姓。”

  至于收费环节中的差价,李副局长表示的确存在,“每学期有个六、七万吧”。“这些印刷厂,原来基本都在学校里面,包括管理也归学校,后来才归到勤俭办统一管理,这些钱也可以算是印刷厂交给校方的承包费。”

  那么,教育局多年获取的钱去了哪里?李副局长表示:具体不清楚,按道理应该是进了县核算中心,入到县财政的综合股账里。然后,再根据计划情况套用。如果不按计划入账,那就是“小金库”。

  然而,教育局会计董天海却说:“学校收的本子费肯定进不了教育局的账,就没有作业本费这个收费项目,钱怎么能进会计核算中心?”在扶风县机关会计核算中心,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要入会计核算中心的账务,必须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学生作业本一般都不开票据,怎么能入到核算中心的账上?

  “今年的六七万元,一分也没有花,至于以前的怎么花掉了,我是2009年3月才来教育局的,不清楚。钱的事,还是问一把手局长吧!”

  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试图与扶风县教育局长何宗科取得联系,但何局长以“正在开会”等理由未接受采访。教育局每年扣出的作业本费,究竟去了哪里?面对两位局长的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仍然成谜。 (本报西安6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孙海华 实习生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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